端谨之行，闭户读书，不问外事。后双亲死，守墓六年，人称其孝。乡里中屡次举他孝廉、有道及博学宏词，都为有势力者夺去，于是便悒悒不得志。
自光和元年，灵帝始开西邸，卖官鬻爵，视官职尊卑，入钱多少，各有定价：欲为三公者，价千万；欲为卿者，价五百万。崔烈讨了傅母的人情，入钱五百万，得为司徒。后受职谢恩之日，灵帝顿足懊悔道：“好个官，可惜贱卖了！若能小小作难，千万必可得也！”
后又置鸿都门学，敕州、郡、三公，举用富家郎为诸生。若入得钱多者，出为刺史，入为尚书，士君子耻与其列。
司马相如家贫，因此无人提挈，淹滞至五十岁，空负一腔才学，不得出身，屈理于众人之中，心中怏怏不平。因为酒醉，便取出文房四宝，且吟且写，遂写成《怨词》一篇。
词曰：“天生我才兮，岂无用之？豪杰自期兮，奈此数奇！五十不遇兮，困迹蓬累。纷纷金紫兮，彼何人斯？胸无一物兮，囊有馀赀。富者乘云兮，贫者堕泥；贤愚颠倒兮，题雄为雌。世运沦夷兮，俾我嵚崎。天道何知兮，将无有私？欲叩末曲兮，悲涕淋漓”。
写毕，讽咏再四。馀情不尽，又题八句：“得失与穷通，前生都注定。问彼注定时，何不判忠佞？善士叹沉埋，凶人得暴横。我若作阎罗，世事皆更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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