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意。
《备忘录》送出后，蒋介石只得又耐心等待了；此间，又拜访了苏联教育人民委员卢那察尔斯基等人，并受到了苏联最高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加里宁的接见。
十月二十五日，维经斯基邀请蒋介石到共产国际做了《关于中国国民运动和党内状况》的演讲。
然而，当蒋介石阐述中国国民党的三民主义后，却遭到了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季诺维也夫的尖锐批评。
季诺维也夫对于中国国民党在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时表现冷漠支持力度不够很不满意，此时则指责：“三民主义不是**的口号。民族主义有为新的资产阶级在中国实行统治提供可能，存在用中国资本家统治去取代外国帝国主义统治的危险；民权主义在欧洲已是一个反动的口号，因为它不赞成革命；民生主义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只有把劳动群众从赋税重负等压迫下解放出来，才有可能导致真正的社会主义。”
季诺维也夫的这番论述将孙中山倡导的三民主义得一无是处，令蒋介石甚是不乐窝了一肚子气。
一星期后，蒋介石的《备忘录》终于有回音了，但等来的却又是一个领人沮丧的答复。
原来，当时的苏联正热衷于在保加利亚、波兰等东欧国家发动革命，暂时将远东搁置一旁了；且苏联在外蒙古已有驻军，怎能让中国人搅和进来到外蒙古的库伦建立所谓的基地？
因此，托洛茨基收到蒋介石的《备忘录》与《附函》后，于十一月二日给苏共中央总书记斯＊大＊林与契切林致函，要求“极其果断地和坚决地向国民党代表团指出，他们面临着一个很长的准备时期，军事计划以及向我们提出的纯军事计划，要推迟到欧洲局势明朗和中国完成某些政治准备工作之后”。
斯大林与契切林都同意了这一观点，蒋介石的《军事行动计划》也就被否定了。
十一月十一日，斯克良斯基和加米涅夫再次与蒋介石会谈，告知了苏方的意见。
蒋介石想不到自己殚思竭虑谋定的军事计划竟然如此轻易地就被否定了，心中实在有点想不通；因此，坚持道：“孙逸仙博士同越飞会谈后，国民党加强了政治活动，但认为同时也有开展军事行动的必要；因为在中国，地球上所有国家的帝国主义者都反对中国革命者，不采取军事行动，革命者就没有出路。”
然而，斯克良斯基却强调：“国民党首先应该把自己的全部注意力用在对工农的工作上，军事行动的时机只有当内部条件很有利时才可能出现。”
同时，斯克良斯基尖锐地批评蒋介石提出的军事计划是事先注定要失败的冒险行动；这令蒋介石更受不了了，俩人也就争执起来。
斯克良斯基与蒋介石争执后，苏共领导注意到了孙逸仙博士代表团的感情受到了伤害；于是，十一月二十七日，托洛茨基接见了代表团全体成员，算是一种抚慰。
托洛茨基称“孙逸仙及其代表为苏联的朋友”，这倒使蒋介石等人听了心舒。
然而，当谈到军事行动时，托洛茨基仍告诫“放弃冒险”，但却表示国民党可以从自己国家的本土而不是蒙古发起军事行动，这言外之意也就明白了。
十一月三十日，蒋介石带着失望与沮丧的情绪回国，结束了历时三个多月的莫斯科之行；蒋介石满怀兴趣与希望而来，谁知却是空手而回；自此，蒋介石开始对苏联及共产国际反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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