伪诏。同时，宣称自己已奉大总统密使传谕，可便宜行事平叛戡乱。
于是，吴佩孚立即召集军事会议重新部署。
会上，吴佩孚决定自己亲往天津，主持讨伐冯玉祥；山海关的战事则交由张福来与彭寿莘俩人负责，并任命张福来为代理总司令，彭寿莘为副总司令。
会后，吴佩孚即率部回天津了。
吴佩孚到达天津后，即针锋相对地也以曹锟的名义号召讨伐冯玉祥；并分别致电湖北督办的萧耀南、江苏督办齐燮元、浙江督办孙传芳及驻防河南的直军第十四师师长靳云鹗等人，要他们从速派兵北上“勤王”。
但因，原属皖系的山东督办郑士琦，眼见得“北京政变”后，曹锟被软禁直系大势已去；于是，复又倒戈脱离直系了；因此，没让齐燮元与孙传芳过境。
而因“江浙战争”才结束不久，齐燮元与孙传芳虽然赢得了战争，但耗损也甚重元气尚未恢复；因此，只想休养生息不愿再投入战争，也就以此为借口而没有出兵。
而山西督办阎锡山更是见风使舵的高手，他见冯玉祥在北京发动政变已得手，知道直系此次是输定了；于是，趁火打劫地立即派兵进驻石家庄；因此，河南的靳云鹗也被晋军挡了道。
而由吴佩孚一手扶植起来的萧耀南也想置身事外，他见河南的靳云鹗被挡了道，即以“北路受阻”为由也没有派兵。
如此一来，吴佩孚顿时感到叫天不应呼地不灵了；但他不甘认输，也就亲自率部沿津京铁路而上进袭北京。
但是，直军行至杨村一带，却被国民二军军长胡景翼及已改编入国民一军了的察哈尔都统张之江击溃，直军第九路援军司令潘鸿钧被俘。
至此，吴佩孚方知危局已难扭转彻底绝望了，只得怏怏地退回天津。
且，吴佩孚离开山海关后，张福来虽挂了个代理总司令之名，却难以统领并节制全军；因此，驻守山海关的直军顿时有群龙无首之感，各自为战军心涣散难以抵敌了。
不久，对峙在冷口关的奉军张宗昌击败了直军的董政国，奉军终于破关而入了。
张宗昌入关后，即又率部攻占了滦州，并把滦州境内的京奉铁路毁损。
如此，京奉铁路被拦腰截断，驻守山海关的直军也就没了退路；直军处于奉军包围之中，如同瓮中之鳖必败无疑了。
张福来一看情况不妙，赶紧率本部兵马在秦皇岛登舰逃往天津，退守芦台与军粮城了。
张福来走后，直军更是军心大乱，将士无心再战各觅逃路。
彭寿莘见败局已定，未待奉军来攻，也赶紧乔扮成老翁后单身逃离战场；从此，退出军界解甲归田；先在天津隐居，后回山东平度终老乡里。
至此，山海关的直军已乱成一团；时任直军第一路军参谋长李藻麟见已无退路，只得率部向奉军缴械投降了。
于是，山海关陷落，驻于山海关的直军数万人全被奉军的姜登选、张学良、张宗昌等部所收编。
奉军攻取山海关后，则又分头进击，张宗昌即掉头攻击尚徘徊在喜峰口的讨逆军第二路司令王怀庆部。
此时，镇威军第二军李景林也赶至；于是，张宗昌与李景林对王怀庆进行夹攻。
王怀庆本来就畏战怯阵，此时见直军一败涂地不可收拾；自己已被奉军李景林、张宗昌前后围堵进退不得，自知必败无疑；于是，也向奉军缴械投降以求自保。
李景林、张宗昌将王怀庆所部收编后，俩人就放了王怀庆，让他回天津赋闲去了。
而姜登选与张学良则乘胜向天津进军了，在天津的芦台与军粮城又与张福来部激战；张福来奋力抵抗，但终因孤军无援渐显不支。
已折返天津了的吴佩孚见情势如此危急，打算走海路脱身。
但谁知，渤海舰队司令温树德见奉军来攻芦台；因芦台与塘沽近在咫尺，温树德担心泊于塘沽的舰队受损，则抛下吴佩孚不管顾自带着舰队撤离塘沽去往青岛了。
温树德的渤海舰队一走，对于直军更是雪上加霜了；非但撼动军心加速了直军的溃败，更是使本可以从海上撤退的路都绝了。
吴佩孚的幕僚不由得焦虑万分不知如何是好了，遂劝吴佩孚逃入天津租界以保命。
然而，此时的吴佩孚倒是显得铮铮铁骨，傲然言道：“堂堂中国人，托庇于外族；如此苟生，有损国体；吾宁为玉碎，不图瓦全，虽死不入租界。”
众幕僚见其意已决，皆面面相觑未有良策；正在此危急之时，忽有海军部军需司长刘永建言道：“尚有一艘华甲号运输舰未出港，大帅可登舰南下。”如此，吴佩孚绝处逢生觅得一线生机。
于是，十一月二日，吴佩孚与张福来带着一班幕僚及残部，匆匆地登上华甲号舰，从塘沽出海南逃了。
吴佩孚离去后，天津随即陷落；至此，第二次“直奉战争”终于以直军的彻底溃败而告终。
奉军击溃直军，吴佩孚落荒而逃，张作霖终于雪耻泄愤了。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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