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翁敬棠就投入到对金法郎案紧张而又艰难的侦查中。
而段祺瑞及其临时执政府因“金法郎案”遭谴责，却自感甚是委屈。
因为，临时执政府之所以要对法国做出让步，除为了要回那笔税款外还另有所图，即希望以此能换取法国不再对中国亟待召开的“关税特别会议”进行抵制。
所谓“关税特别会议”，乃是中国政府为实施关税自主，经几届政府的多年努力好不容易才争取到并准备召开的。
早在巴黎和会上，中国代表团就以此向大会递交《帖》；希望能“另订税则”及“改写税率”，以让中国能关税自主，从而维护中国的自身利益。
但是，中国代表团的这一努力在列强把持的巴黎和会上遭到拒绝。
后来，在一九二一年召开的华盛顿会议上，列强为拉拢中国才做出让步，通过了《关于中国关税税则之条约》；并规定，该《条约》经各关系国批准后的三个月内，在中国召开一次“关税特别会议”。
为此，中国代表顾维钧也做出了“关税特别会议召开前，中国无意变更现行海关管理权”的承诺。
于是，第二年，北京政府就成立了由顾维钧任处长的关税特别会议筹备处；专候着一俟有关各国都批准了《关于中国关税税则之条约》后，即召开“关税特别会议”，以实施关税自主。
此后几年，各国议会均已先后批准了《关于中国关税税则之条约》。
然而，法国因赔款结算方式未能满足其要求；其议会故意将《关于中国关税税则之条约》搁置不议，致使中国的“关税特别会议”至今未能召开。
法国的这一招确是阴损，迫得段祺瑞的临时执政府不得不做出妥协。
因为，法国议会不批准《关于中国关税税则之条约》，“关税特别会议”就得无限期地拖延下去，中国欲行关税自主、另订税则、提高税率等就无从谈起。
而关税自主后，仅提高税率这一项就能增加不少财政收入而受益匪浅，这是显而易见尽人皆知。而若拖延未决，再是诱人的东西也均如画饼无异；所以，得尽快召开“关税特别会议”，以免本该到手的关税收益不再白白地流失。
然而，这决定权却不在中国；法国人手上握着审议批准《关于中国关税税则之条约》的一张王牌，法国从中作梗，中国政府就只能干着急却无奈。
因此，段祺瑞的临时执政府这才做出了似是饮鸩止渴的决定而对法国让步了。
然而，这么大的让步，毕竟使中国损失了八千万的巨款，岂能不令人心疼？饱受列强欺凌的国人怎能接受得了？段祺瑞及其临时执政府遭致一片唾骂与指责，也在情理之中不足为奇了。
就在段祺瑞深陷“金佛郎案”难以自拔之时，忽又爆发了“五·卅惨案”，这令已头疼万分的段祺瑞更如雪上加霜了，不知该如何是好。
不过，“五·卅惨案”的爆发，国人的义愤引向了被称为帝国主义的列强，而对“金佛郎案”的谴责倒是被此起彼伏的反帝浪潮淹没了。
所以，“五·卅惨案”倒是帮了段祺瑞的忙，让他有了**的机会。
然而，段祺瑞知道，如何面对并处置“五·卅惨案”，将是对他的又一次考验，切不可再掉以轻心了。自己已因“金法郎案”遭国人唾弃，若是在此“五·卅惨案”中，再不顺应民意表现不佳；即使张作霖不来革新内阁，恐怕国人也必不会原谅他，非让他倒台走人不可。
何况，冯玉祥与张作霖对他已放的重话，那可绝非儿戏之言；看来，自己不应再撒手不管视若无睹了；得做点姿态给国人看，免得再遭指责唾骂；再，也总得给冯玉祥与张作霖有个回应，以示自己言而有信。
于是，六月六日，段祺瑞以临时执政的名义发布《通告》，摆出了一副大义凛然的姿态，道：“此次上海租界事故，市民激于爱国，徒手奋呼，却垒遭枪击，伤杀惨重。本执政闻之深滋怜惜，已饬令外务部照会抗议，并派大员赴沪慰劳被害国民。当局视民如亲，维护有责；一俟查明原由，必据理交涉，还我公道，以慰群情，此乃本执政之所望焉。”
接着，六月八日，段祺瑞又在其府邸接见了教育界代表的北大教授蒋梦麟、王世杰、周鲠生等人，重申了自己的立场。
同时，段祺瑞指令外务部《照会》各国驻京公使团，就五卅惨案提出严正抗议；并委派财政总长王正廷、外务部次长曾宗鉴、前任内阁总理颜惠庆及从事慈善业的北京扶轮社社长蔡廷干等人，赴沪交涉与善后。
段祺瑞如此表态与举措，确是为自己挽回了一些声誉，国人的怨声少了许多。
王正廷一行抵达上海后，即与上海公共租界当局交涉谈判；提出了“惩办凶手，赔偿死伤者损失，改善工人工作条件，租界内有言论、出版、集会自由，撤退驻华英、日军队，取消领事裁判权”等十七项条件。
公共租界当局难以接受，谈判破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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