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祥闻报后，唯恐徐树铮成漏网之鱼逃遁而去，即又将陆建章的儿子陆承武连夜用车送往廊坊，让他去为父报仇。
而张之江接到鹿钟麟电话后，也心中忐忑了；虽对暗杀政府要员似觉不妥，但因是冯玉祥的《命令》，又不敢不遵。
为此，他派兵去截留专列；同时，将任务交给了“国民一军”第七混成旅代旅长兼参谋长彭仲森去执行。
是夜，徐树铮的专列驶入廊坊车站，即被张之江派遣的军队截留包围。
受命执行任务的彭仲森登车后，不由分地将徐树铮带走；然后，在离车站不远的地方，漆黑的夜色里响起几声枪声，就将徐树铮杀害了。
待等欲为父报仇的陆承武赶到，徐树铮早已死于非命。
徐树铮被杀后，“京、津”各报都进行了报道，并刊登了陆建章之子陆承武的一则《声明》，言：“先君建章公，曾以微嫌，竟遭徐贼残害。承武饮泣吞声，于兹七载，本月二十九日，遇徐贼于廊坊，手加诛戮，以雪国人之公愤，藉报杀父之深仇。”
就这样，距郭松龄被杀仅五天，徐树铮也遇害了，冯玉祥终于替其妻舅陆建章报了仇。
而段祺瑞闻讯后悲痛欲绝，差点晕厥过去；自感也朝不保夕，终日提心吊胆忧心忡忡了。
且因为，有了陆承武的《声明》，世人信以为真；而在国人心目中，“子报父仇”是情理中事、似是应该，连段祺瑞也深感无奈。
所以，此案传闻过一阵后，也就不再有人怎么在意了，只是给人茶余饭后多了一个话题而已；不久，则渐被淡忘。
冯玉祥杀死徐树铮，解了心头之恨；然而，自己却也面临了窘境。
原来，张作霖杀了郭松龄后，在日本人的支持下重振旗鼓，开始向关内反扑了；同时，改任张宗昌为“直鲁联军”总司令，其部将褚玉璞为副总司令。
而自从东山再起了的吴佩孚出兵河南，迫使已进入山东了的“国民二军”退兵，帮助山东的“奉军”解除了两面受敌的危险后；山东督办张宗昌就萌生了与吴佩孚重归于好，联手对付冯玉祥的念头。
出任“直鲁联军”总司令后，张宗昌将此想法与张作霖讲了，立即得到了张作霖的颌首“同意”。
其实，还在吴佩孚查家墩复起时，张作霖就派遣了蓟榆镇守使苏锡麟赴汉口欲与吴佩孚修好，以免其与冯玉祥、孙传芳联合攻打“奉军”。
然因，当时“反奉”乃大势所趋，吴佩孚尚处于坐观待变之中，故没予明确答复。
但在张作霖觉得，“直、奉”两系各有兴衰沉浮；“北京政变”使“直系”垮台后，自己与吴佩孚的旧账应已了结；而现在，冯玉祥竟然联络郭松龄“反奉”，这才是眼下自己急需对付的敌人。
因此，当张宗昌重提此议时，张作霖即表“同意”。
于是，张宗昌找来“直系”旧部、曾任山东省长、北京政变后已隐居在济宁老家了的熊炳琦，请其赴汉口去见吴佩孚，转达“欲修好”之意。
而吴佩孚起兵时，之所以声称“讨贼”而没有提“讨奉”，其真实目的也是为了“讨伐冯玉祥”。
因为，吴佩孚认为，自己之所以会在“第二次直奉战争”中败北，主因全是由于冯玉祥发动了“北京政变”；因此，自己与冯玉祥的新仇远比与“奉系”的旧恨来得深；对此，吴佩孚一直耿耿于怀，誓要报此一箭之仇。
而今，张作霖与张宗昌都主动言和了，吴佩孚也就顺水推舟地表示“愿弃前嫌、重结盟好”；于是，“直、奉”两军结成了“反冯联盟”。
十二月三十一日，即在徐树铮被杀的第二天，吴佩孚即《通电》“讨冯”。
不久，湖北督办萧耀南病故；吴佩孚即任命“鄂军”二十五师师长陈嘉谟为湖北督办，汉黄镇守使杜锡钧升任湖北省长；同时，将熊炳琦留下，委任其为河南省长。
吴佩孚《通电》“讨冯”后，“五省联军”总司令孙传芳即予响应，亦与“奉军”修好而与冯玉祥交恶了。
如此一来，冯玉祥的“国民军”顿时形单影只、孤掌难鸣了。
吴佩孚与张宗昌联手后，即任命“鄂军”第二师师长寇英杰为前敌总指挥，率部对驻于河南的“国民二军”发起攻击。
“国民二军”军长岳维峻见吴佩孚派兵来攻，急《令》“国民二军”第十一师师长蒋世杰“坚守素有‘三省通衢’之称、江淮河汉之间”的豫南战略要地信阳，欲将“鄂军”拒于河南境外。
果然，寇英杰率部攻打信阳，遭到了蒋士杰的顽强抵抗而寸步难进。
吴佩孚眼见寇英杰屡攻不克，不由得心中焦虑；于是，派人去游已归于“国民二军”了的、原“豫军”第十四师师长靳云鹗；许以“十四省讨贼联军”副总司令之衔，欲令其倒戈。
靳云鹗是吴佩孚的旧部，“第二次直奉战争”后因“直系”军阀垮台而改换门庭；此时，受岳维峻派遣、攻打山东正驻于豫东。
然而，靳云鹗是身在曹营心在汉；吴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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