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政治斗争委员会”列举了唐继尧的“祸滇十大罪状”，以激发民众、奋起倒唐。
果然，因百姓积怨已久，即一呼百应；于是，一场轰轰烈烈的“‘倒唐’运动”在云南展开了。
恰时值岁末，“滇军”将士要求“清偿历年欠饷”；唐继尧无钱发饷，这令将士们更怨声连天、骚动不宁了。
面对不断高涨的“‘倒唐’运动”，唐继尧打算实施镇压。
而时《任》“昆明镇守使”龙云、“蒙自镇守使”胡若愚、“昭通镇守使”张汝骥、“大理镇守使”李选廷等人，因唐继尧任人唯亲、排斥异己、损及到了他们的利益；致使“四镇守使”对唐继尧也心生怨怼，且关系逐渐疏远、矛盾显现。
此时，“四镇守使”见唐继尧不顾民意仍恣意妄为；遂决定于二月五日联名《通电》，要求唐继尧“远人，惩贪官；知民苦，清欠饷；安内睦邻，开明政治；改组政府，还政于民”并驱逐唐继虞、陈维庚、李伯勋、白之瀚、李秉扬、李子由等“肖”之辈。
唐继虞是唐继尧的胞弟，其他几位也皆是其“心腹”，岂能依从？因此，唐继尧对于“四镇守使”的《通电》没有理睬。
这下可惹恼了“四镇守使”，决定“进一步对唐继尧发动‘兵谏’”。
于是，翌日即一九二七年二月六日，“四镇守使”率部向昆明迫进，要唐继尧“下台”。
当日，龙云率部就抵达昆明近郊安宁；接着，胡若愚的部队也到达了昆明东南面的宜良，张汝骥的部队则进抵到昆明北面的杨林，李选廷的部队也到了昆明西面的禄丰；从而，对昆明形成了包围。
唐继尧眼见“四镇守使”如此咄咄逼人的架势，这才惊恐失色、不知所措了。
因为，“滇军”的主力基本上是掌在胡若愚与龙云俩人手上；凭着俩人的实力已足以将唐继尧轰下台，加上张汝骥与李选廷更是如虎添翼了。而今，这四个“镇守使”联合对唐继尧发难了，叫他如何抵挡得了？
此时，唐继尧知道自已已成了孤家寡人、四面楚歌、处于绝境，他见大势已去、不得不被迫于事变当日宣布“下野”。
于是，龙云率部进入昆明，并派兵逮捕了唐继尧手下陈维庚、李伯勋等二十多名民愤极大的官员；只是，唐继尧的胞弟唐继虞却已溜走逃亡了。
接着，“四镇守使”在宜良的“法明寺”内举行会议，决定“组成一个采用‘合议’制的‘云南省务委员会’”以替代原来的“云南省政府”；并推举胡若愚、龙云、张汝骥、李选廷等九人为“云南省务委员会委员”，而胡若愚则为“云南省务委员会主席”。
就这样，发生在云南的一场“政变”悄然地结束了。
因为，“政变”发生日是一九二七年二月六日，参与“政变”的主要是“四镇守使”，故史称“二·六政变”或“四镇守使‘倒唐’”。
云南的“二·六政变”后，“四镇守使”又决定“投靠‘国民政府’”；于是，派员赴武汉与“国民政府”联络。
“国民政府”自然接纳，将所部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并《任命》龙云为“‘国民革命军’第三十八军军长”，胡若愚为“‘国民革命军’第三十九军军长”，张汝骥为“‘国民革命军’**第八师师长”；李选廷因仅有一个团的兵力，没有**成军而仍任“大理镇守使”之职。
唐继尧下台后，“四镇守使”倒是没有过分难为他，让他挂了个“云南省务委员会总裁”的虚衔。
但是，唐继尧心中总不是滋味；想不到自己在滇主政多年称雄一方，而今却倒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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