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奎的第四军齐名并称为“铁军”了。
“徐州大捷”后，王天培又率部向山东进军。
“直、鲁联军”徐州大败后已是闻风丧胆，见“北伐军”来攻皆不战自退，张宗昌与孙传芳甚至于逃往直隶的临城去了。
于是，第十军又连克滕州、邹城、兖州、泰安，兵锋直指济南。
然而，就在王天培一路凯歌、雄心勃勃地欲直捣黄龙之时，忽而接到蒋介石要他“停止前进”的《命令》。
对此，王天培甚是不解；但因，王天培格守“军人以服从为天职”，只得遵照执行、驻军止步了；从而，让惶恐不安的“直、鲁联军”有了**的机会。
蒋介石之所以要如此，自有其考虑。
因为，此次再“北伐”，蒋介石是不得已而为之；其实，他所关注的仍是“**、清党”及与“武汉国民政府”的“‘正统’之争”。
现在，“直、鲁联军”大溃，来自北面的威胁已消除；也就觉得该回过头去再对付中＊共＊与“武汉国民政府”了，而不必将过多的精力、时间投在与“北洋军阀”的征战上。
而现在，唐生智已率部深入河南，两湖兵力空虚；因此，蒋介石觉得这是可乘之机；于是，他《密令》驻于万县的杨森沿江而下、攻打武汉，自己则也准备班师回军了；故而，这才《命》王天培“停止前进”。
不过，蒋介石班师前仍念念不忘“**、清党”；于是，他接着又给王天培下了第二道《命令》，要他“将第十军中的中＊共＊党员全部清除”。
对于这道《命令》，王天培却犹豫不决了。
虽然，王天培也知道自己军中确有许多不为蒋介石喜欢的中＊共＊党员；但是，那些中＊共＊党员在战场上个个都是好样的，包括“徐州大捷”在内的历次战斗中都有他们的功劳；而今，蒋介石居然要对他们下手，岂不是卸磨杀驴、于心何忍？然而，蒋介石已下了《命令》；看来，自己是处在了违令不可、下手不忍的两难境地，这可如何是好？最后，王天培想了个折中的办法；觉得，既然蒋介石容不得**，那就让他们走吧，自己可不愿背卸磨杀驴的臭名。
于是，王天培设法将自己军中的中＊共＊党员秘密送走，而乔称是“有人走漏风声”所致；欲行瞒天过海之计，以对蒋介石虚与委蛇、敷衍了事。
然而，王天培此举很快就被蒋介石识破；只因，此时的王天培因战功而名声大振，蒋介石一时奈何他不得；但从此，蒋介石将王天培视为眼中钉而必欲拔之了。
且，蒋介石欲打“武汉国民政府”的主意之时，“两湖”的军、政界中也有一股势力已在暗中酝酿着要步蒋介石后尘“**”了。
原来，此前，在“武汉国民政府”与中＊共＊的共同倡导和推动下，各地的“工农运动”如火如荼地开展，尤以湖南的“农民运动”为最。
“农民运动”的蓬勃掀起，势必会冲击到中国封建社会几千年来在农村中的基础；当贫苦农民直起腰板求翻身之时，社会现实中也就会上演许多劫富济贫的戏，各地的土豪劣绅势必要倒霉了；有许多豪绅则被戴着高帽游了街，那些有血债或民愤较大的甚至于会被偿命送死。
因此，有人就疾呼“糟得很”了。
而政府与军队中那些稍有头面的人物大多是望族、豪坤出身，其家族中免不了会有人落到这种地步。
且此时，革命军中的一批军官，他们有钱、有势后便在乡村买田置地，大多也都已成了暴发的地主；有的军官亲属，因家族中有人在外带兵，他们则倚势在乡村中作威作福，也就被乡民视为“土霸劣绅”了；以至于，时在“湘、鄂”流行“国民革命军中，士兵多数是农民，军官多数是地主”之语。
为此，苏联顾问鲍罗廷不得不主张约束“工农运动”，并特别强调“‘农运’和‘土地革命’应不侵犯革命军人家属及其土地财产为前提”。
然而，各地的“农协”负责人却觉得“如果把军人家属例在‘土豪劣绅’以外，那就根本没有‘土豪劣绅’可以反对了”；因此，仍我行我素地没把鲍罗廷的话当会事；只是，如此一来，势必就触犯到了革命军中许多军官的切身利益。
而一旦那些军官家族中有人遭遇此类不幸，他们就会归咎、迁怒于倡导和发动“工农运动”的中＊共＊，进而甚至于用仇视眼光看待并蓄意报复，唐生智的部将、留驻汉口的第三十五军军长何键就是其中一例。
何键的父亲是湖北醴陵的豪绅，不可避免地也在这场席卷“湘、鄂、赣”的“工农运动”中受到了冲击；何键因此而充满了仇恨，也就早已想跟随蒋介石“**”并镇压“工农运动”以泄私愤。
只因，“武汉国民政府”是由“国民党左派”掌权而与蒋介石分道扬镳；至今，“武汉国民政府”仍坚持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而唐生智的态度，却是站在“武汉国民政府”一边明显的反蒋；因此，作为其部下的何键虽然心怀怨恨但却一直不敢妄为擅动。
本章未完，请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