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所部的顽强抵抗，相持多时难分难解。
王东原击溃苏先骏部后，则就转身协助罗定攻打王新亚部了；如此，王新亚的第二团受到了两面夹击、渐感不支。
毛＊泽＊东＊闻报“第一团因邱国轩叛变而受挫，第三团败北后苏先骏不知去向，第二团也在浏阳受阻而处境危险”后，觉得不该再与敌人硬拼下去，应以“避免牺牲、保存力量”为要。
于是，毛＊泽＊东＊毅然地以“前敌委员会书记”的名义《命令》各起义部队“立即撤退，向浏阳县家市集结”。只是，如此一来，原定“攻打长沙”的计划落空了。
不过，彭公达倒是支持毛＊泽＊东＊的决定，也认为“如此敌强我弱的局势下，若是不顾后果地硬拼，必会遭致更大的损失和牺牲”。
因此，非但同意毛＊泽＊东＊撤军，并将原计划中的“九月十五日在长沙的起义”也取消了。
九月十九日，各路起义部队终于会聚到了家市。
会聚后的起义部队，已从原来的五千余人锐减到了一千五百余人，损失实是太大；而下一步该将这支队伍带到哪儿去？一个亟待回答的问题摆在了毛＊泽＊东＊面前。
因此时，“南昌起义军”已南下广东；于是，毛＊泽＊东＊与卢德铭商议后，决定“也率部南下、去与已南下广东了的‘南昌起义军’汇合”。
但谁知，二十三日拂晓，起义军行至萍乡芦溪镇的山口岩时，却又遭到了朱培德派遣的第三军第七师第二十一团及江西第四保安团的伏击。
起义军仓促应战、损失严重，“总指挥”卢德铭为了掩护部队撤退而不幸牺牲。卢德铭的牺牲令毛＊泽＊东＊痛心疾首，对于起义军来，这无疑是个巨大的损失。
起义军好不容易突围后，又行进数天、终于到了距井冈山不远的永新；但此时，因连遭挫折、特别是卢德铭的牺牲，使起义军的士气甚是低落、常有人开差离队。
而此时的起义军中存在着旧军阀部队的习气，将士尚都没有真正认识到自己的使命，也就助长了这股“当逃兵”的风气，致使已因战争损失甚重了的起义军更是锐减至不足千人了。
鉴于人数锐减与士气低落的现实，毛＊泽＊东＊觉得“应对起义军进行休整与改编”，以重振军心、坚持斗争。
于是，九月二十九日，在永新县三湾村一家名为“协盛和”的杂货铺内，再次召开了“前敌委会议”。
会上，毛＊泽＊东＊鼓励大家“要振作精神，不能因为挫折与牺牲就垂头丧气，更不能忘了自己肩上负有的使命；‘工农革命军’是为劳苦大众打天下的队伍，就得不怕牺牲、勇往直前、不当‘孬种’；否则，还有什么资格叫‘工农革命军’？”
毛＊泽＊东＊的这番话把大家低落的情绪激奋起来了，谁也不想当“孬种”；于是，逃兵、开差的现象终于被制止了。
接着，会议做出了三项决定：“一是，将原来的‘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缩编为一个团，称‘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一团’。二是，将党组织建立在基层，团以上各级仍设‘党委’派驻‘党代表’；而在连队则增设‘党支部’，排有‘党组’，班有‘党员’，以实施党对军队的直接领导。三是，连队建立‘士兵委员会’，以实行‘官兵平等’的民主制度。”
同时，还初步酝酿出了“三大纪律、六项注意”，以约束部队的纪律；后来，又几经修改、进而定型为《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作为军队铁的纪律。
经此史称的“三湾改编”后，“工农革命军”的面貌顿时焕然一新了。
因“党支部”建到了连队上，非但实施了“党对军队的直接领导”，并树立了“党指挥枪”的原则。而“士兵委员会”的建立，摒弃了旧军队中“等级制”的弊端，普通战士的人格受到了尊重，从而提高了将士的使命感，士气顿时大振而战斗力增强。
《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制订，把旧军阀军队中带来的习气摒弃了；从而，将中＊共＊领导的军队打造成了“有铁的纪律、秋毫无犯而深受老百姓拥戴、称之为‘人民子弟兵’的队伍”。
所以，“三湾改编”在中＊共＊的党史、军史上都是一件具有深远意义的大事。
而在“南昌起义”与“湘、赣、边秋收起义”的影响下，湖北也暴发了一系列武装起义。
八月二十日，由“中＊共＊通城县委书记”汪玉棠及赵世当、罗荣桓、黄云岸等人领导，在鄂东的通城举行起义。
八月三十日，由“中＊共＊鄂南特委书记”吴德峰及夏桂林、叶金波等人领导，在鄂东南的通山举行起义。
九月八日，由“中＊共＊黄梅县委书记”张获伯及周为邦、熊煜南、梅电夔、吴致民、李德芳等人领导，在鄂东的黄梅举行起义。
九月十日，由“中＊共＊沔阳县委书记刘金山及姜宗望、刘绍南、胡幼松、陈师、涂位云等人领导，在鄂中南的沔阳举行起义。
九月十一日，由“中＊共＊监利县委书记”陈步云及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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