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部将、“第四军第二十五师师长”李汉魂为报私怨，竟然擅自将李济琛的爱将、时任“第八路军第十八师师长”兼“惠州警备区司令”胡谦枪杀了，这又令李济琛又惊又忧了。
李济琛不由得想“今日，李汉魂敢明目张胆地枪杀胡谦；不定哪一天，张发奎也会做出无法无天的大逆不道之事来？”
想到此，着实让李济琛打了个寒颤，并有点懊悔当初不该让张发奎“回粤”；现在看来，自己是做了件近乎“引狼入室”的傻事。但事已至此，悔又何用？还是想法防患于未然吧。
然而，又能用什么法子呢？张发奎手上有一支号称“铁军”的“第四军”，现在又有汪精卫从政治上给他撑腰；若是来硬的用武力驱逐，恐怕不行；别会两败俱伤，弄得不好或会事与愿违、适得其反；因此看来，武力解决不可取。
李济琛又苦思冥想了许久，最后终于让他想到了一个法子；他打算送给张发奎五万元钱，请他去“出洋考察”；一旦张发奎走了，其他人则不必虑；如此，既不伤和气，又去了心头大患，倒是可取。
想好了“对付张发奎”的法子后，李济琛觉得“汪精卫也似个瘟神，同样得将他送走”。
对于汪精卫，李济琛则采用另一种办法。他指使人四处放话：“汪主席乃‘党魁’，寄寓东南边省，实非所宜；当北归返宁，掌握中枢，奠定乾坤，方不负众望。”
李济琛欲以此相激，促汪精卫离粤。
汪精卫与张发奎知道李济琛的用意，岂能让其遂愿？
恰在此时，汪精卫忽然接到了一份蒋介石的《电函》，乃是“邀他赴沪、共商召开‘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预备会’事宜”。
原来，蒋介石被“桂系”逼迫“下野”后甚是不甘心，总想着能东山再起、并还以眼色。
因此，蒋介石回到浙江奉化老家后闭门不出、韬光养晦，一时间似乎显得对政治漠不关心了；其实，他这时却在忙碌着另一件攸关其政治前途的大事，即“欲将已故先总理孙中山先生的姨子宋美龄娶到手”，以实现自己多年的夙愿。
因为，蒋介石自知“下野”只是权宜之计的暂时蛰伏，自己定是要再出山的；届时，若有了“蒋、宋联姻”的这个政治资本，再与“政敌”抗衡时就能多几分胜算。为此，蒋介石暂时将一切都搁置一旁，连“宁、汉合流”时李宗仁邀他“赴宁”也概不理睬。
然而，接着爆发的“宁、汉战争”却又引致了“直、鲁联军”对河南的进犯，迫使处境堪忧的冯玉祥想到了要请蒋介石出山、以助他解困。
亟望东山再起的蒋介石当然心悦，但他觉得自己出山前、须先设法将南京的“特别委员会”扳倒；为此，他想利用与“特别委员会”矛盾甚深的汪精卫；故特致《函》汪精卫，欲以“共商召开‘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预备会’事宜”为由邀其来沪，以共同对付“桂系”。
汪精卫与蒋介石是对头，想不到蒋介石竟会致《函》与他。
他明白蒋介石的用意，本不想理睬；但转而一想，蒋介石也跟自己一样被“桂系”逼迫得“下野”了，倒是不免有点同病相怜之感；既然都是受害人，何必再计较过去的恩怨，联起手来、对付共同的政敌也是情理中事；因此，汪精卫决定“接受蒋介石的邀请、赴沪晤商”，以共同对付“桂系”。
同时，汪精卫觉得，李济琛不是想把自己撵走？现在，倒是可借题发挥、将计就计地把李济琛也哄离广东，以便张发奎可趁机举事。
于是，汪精卫即与张发奎商议。
而此前，张发奎已将“第五军军长”李福林拉拢；并收买了曾是“第一军第一师师长”、改投李济琛后时任“新编第二师师长”薛岳及李济琛的部将“新编第三师师长”黄镇球等人。
如此，双方军力此消彼长了，张发奎正急不可耐地等着一有机会即举事。现在，张发奎也觉得这是个难得的机会，俩人一拍即合。
俩人商定后，汪精卫遂向李济琛道：“蒋介石邀你、我共商国是，拟在上海召开‘二届四中全会预备会’；我已决定赴沪，任潮兄打算同行吗？”
听汪精卫要离粤了，李济琛当然高兴；但因张发奎尚在，自己应否同往，却仍不免犹豫、一时难以作答。
恰在此时，张发奎也来找李济琛了，言：“愿意接受赠款，出洋考察。”
张发奎终于也“愿意离粤”了，这正是李济琛巴不得的；如此，他心中的忧虑全消了，这才决定“与汪精卫同行、赴沪与会”。
为此，李济琛《电函》已回到广西了的黄绍竑，要他复来粤、帮他坐镇广州，以便自己可放心赴沪。
十一月十五日，黄绍竑抵达广州。
因为，张发奎收了李济琛的赠款后，已先他几日离粤了；所以，李济琛此时的心中全没了顾虑；他将广州托付给黄绍竑后，即于第二天也与汪精卫一起启程离穗了。
汪精卫与李济琛俩人先到香港，然后乘坐“亚洲皇后”号轮船赴沪。但谁知，李济琛走后，当天晚上广州城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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