伐军’总司令部参谋长”。
如此，也算是给王伯群等人卖了人情，且又能让何应钦复为自己所用，而名义上是给予补过的机会；对其如此处置，自觉得甚是得当。
然而，何应钦被“撤职”后总是感到委屈。
虽然，蒋介石接着就《任命》其为“‘北伐军’总司令部参谋长”了，但被撤的是实权，新授的却是虚衔，仍有“遭贬”之意；因此，何应钦“托病”不就、顾自去往莫干山闲居了。
如此，蒋介石的算盘打错了，且甚令他尴尬。
因为，何应钦的“‘托病’不就”无异于是“违《令》不遵”，没把他蒋介石放在眼里，这岂不是在扫他蒋介石的威信？若是人皆效仿，如何是好？这可是绝不能容许的。
别，蒋介石知道何应钦是胸有怨怼的故意推托不出；即使真是有病，也要把他抬到南京来，以示他蒋介石的一言九鼎、无人可违拗。
于是，蒋介石让王伯群给何应钦捎话，言：“我蒋中正没有你何应钦，照样能干得下去；而你若离开我，看能存得了几天？”
此话绵里藏针、言外有音，何应钦闻后着实感到了不的压力。
王伯群知道蒋介石是“得出、做得出”的人，遂对何应钦晓以利害、竭力劝，要他委曲求全、别像孩子似的怄气、撂挑子、度一时之快。
何应钦听了王伯群的一番劝道后、有所省悟，这才同至南京就任新职了。从此后，何应钦不敢再有非分之想，且时时处处、谨言慎行、唯恐再得罪了蒋介石。
而蒋介石毕竟是在用人之机，他见何应钦已是慑服，也就既往不咎仍打算将其重用。尔后，何应钦复又成了蒋介石的左膀右臂，为蒋介石夺取天下、出谋划策、尽其所能了。
蒋介石再举“北伐”前，还有一件更重要的事得办，那就是在南京召开“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以进一步稳固自己的权力基础。
而此时，胡汉民等人却又提出了“追随过汪精卫的人不得出席四中全会”；对此，蒋介石却难以认同。
因为，若依了胡汉民之言，谭延闽等人势必要被排挤在外。虽，谭延闽曾离开南昌、背弃蒋介石后去武汉、投靠过汪精卫；但是，蒋介石却并没对他计较、却自有盘算，仍想用他。
原来，蒋介石想通过“二届四中全会”将国民党的“党、政、军”都控在自己手中；但若是所有要职都由自己一人占了，恐会遭人指责；因此，蒋介石打算亲自兼任“党、军”要职，而将“国民政府主席”的位子让于谭延闽。
因为，蒋介石觉得，谭延闽这人没棱没角，既不会对自己构成威胁且又易于掌控、摆布；蒋介石有此盘算，也就对于胡汉民等人所议没予理会。
胡汉民见蒋介石没有把他的话当回事，认为是在有意袒护；既然如此，自己也就难以再与蒋介石合作了。
于是，一月二十五日，胡汉民带上宝贝“女儿”胡木兰，与“秘书”刘芦隐、傅秉常及孙科和伍朝枢“夫妇”等人，怄气地离开上海、前往欧洲去考察了。
如此，倒是让蒋介石更可放手而为了，也就没予阻留、而任由他们离去。
胡汉民走后，“桂系”显得势单了；李宗仁自知难以阻止“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的召开，也就不想在此事上与蒋介石再闹别扭。
何况，“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必须在南京召开，本来就是“桂系”提议并竭力坚持的；而今，会址已如“桂系”所愿定在南京了，李宗仁等人还岂能再异议？
而自从“特别委员会”被解散后，李宗仁对于政治已开始淡漠；觉得“作为一名‘军人’，还是以‘抓枪杆子、拓展地盘’为要”；所以，开不开“二届四中全会”对他来似乎已无关紧要。
而眼下，李宗仁所关注的是“如何将湖南这块地盘也收入自己囊中”。
因为，此时的“桂系”虽已据有“粤、桂、鄂、皖”四省，但中间却还夹着个湖南；若是能将湖南也攫到手，那就可以将“五省”连成一大片了，这才是实实在在的比什么都重要。因为，在这乱世时代，谁的兵多、地盘大，谁的腰板就硬，这是谁都明白的道理。
所以，当蒋介石谋求更多政治资本的时候，李宗仁却在“打湖南的主意”了。
唐生智“败北”并流亡海外后，李宗仁以为“取得湖南，已不在话下”；所以，倒是没有急于再“西征”，而是希望“退入湖南的‘湘军’能主动缴械”，以免自己再动干戈。
于是，李宗仁派遣时任“军事委员会参谋厅厅长”张华辅赴湘，欲将“退驻湖南的‘湘军’劝降收编”。
然而，唐生智的部将李品仙、何键、刘兴等人率“湘军”退入湖南后，誓要“与‘南京国民政府’抗衡到底，不愿被收编”，致使李宗仁的愿望落空。
李宗仁见劝降不成且误了许多时日，遂与程潜、白崇禧商议，决定“再举兵‘西征’”了；并约定，“一俟底定湖南，则由程潜出《任》‘湖南省主席’”。
自从被赵恒惕驱逐出湖南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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