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夕，李鸿章感到中法关系紧张战事一触即发情势十分危急，而修建铁路则能快速向南疆运兵以便抢得战局中的先机；而刘铭传为驻守台湾需要，也欲在基隆与台北之间修建一条铁路。
于是，李鸿章授意刘铭传上奏《筹造铁路以图自强折》；李鸿章自己则也写了《妥议铁路事宜折》，希望朝庭能支持修建铁路。
同时，尝试性地修建了一条仅十公里长的唐山至胥各庄的唐胥铁路，以用于运输开平煤矿所开采的煤。
此事顿时引起了朝野的一片哗然，朝中那班顽固的守旧派更是将其视为洪水猛兽而必欲抵制。
此前，英国人曾于一八七六年在上海修建过一段吴淞铁路，却因火车轧死行人而引发了骚乱；清政府被迫花了二十万两白银的巨资从英国人手中将吴淞铁路收购，然后将所铺铁轨撬毁沉于黄埔江中后才算平息了事端。
因此，守旧派即以此为例而竭力反对，言“此乃祸害之举”。
御史余联沅则列举了“修铁路一害舟车，二害田野，三害根本，四害风俗，五害财用”，断言“不可为”。
内阁学士徐致祥更是认为“修铁路有八害而无一利，误国殃民，莫大于此”。
诸此种种，百般诋毁而竭力阻挠。
又因唐胥铁路正好从清皇朝的东陵旁经过，顽固派则更以惊扰皇陵、震动地脉、破坏风水等为由竭力要求永远禁用。
但是，朝庭考虑到开平煤矿运煤之实需，且唐胥铁路已经建成木已成舟，若毁弃了损耗太巨实也可惜；故而，结果还是准予使用了。
但是，朝庭却下《旨》规定了“行运于这条铁路上的火车只准用骡马牵引”，以免机车的轰鸣声惊扰了安眠于东陵的满清皇室的列祖列宗。能不毁坏而准予使用已是大幸，李鸿章当然只得遵《旨》而行；于是，世间遂有了马拉火车的奇闻。而有关“修建铁路”的奏请，则皆被封杀了。
李鸿章虽然遭此挫折，但仍不甘心作罢。
中法战争后，朝庭痛定思痛已将海防视作了要务；于是，李鸿章又欲趁机修建一条天津至塘沽的津沽铁路，以方便北洋水师所需军资的运输。
然而，有了前番教训，李鸿章觉得暂缓奏请，还是仍悄悄的修建了木已成舟后再。
正当李鸿章准备修建津沽铁路时，忽然接到袁世凯的报告，言：“朝鲜国中有**藉口防英而暗中联俄，而沙俄则欲趁机东下谋取朝鲜元山口外的永兴湾。”
于是，李鸿章只得把修建津沽铁路之事搁置，对付沙俄了。
虽然，此时的大清朝与朝鲜的关系已有点疏远了，但名义上毕竟还是其宗主国，仍对其负有责任；且朝鲜与大清的疆土仅一水之隔，可谓是一衣带水唇齿相依，朝鲜国无异是大清朝的东大门；一旦朝鲜落入别国之手，大门洞开后必将危及大清皇朝自身安全；所以，清庭接此谍报后不得不引起重视。
好在，此时的北洋水师已具规模；于是，朝庭即《谕》令李鸿章，调派北洋水师的舰队出洋远征以扬国威。
李鸿章也有此意，遂命令丁汝昌率领定远号等六艘战舰远赴东朝鲜海湾巡防，以抑制沙俄东下的企图。
于是，丁汝昌奉命率北洋水师的舰队抵达朝鲜东海岸的元山口外的永兴湾。
此时，正在位于图们江出海口的摩阔崴参加中俄之间关于吉林东界勘定谈判的中方代表吴大澂，已经勘界结束后欲返回；因此，李鸿章又命丁汝昌前往接返。
丁汝昌受命后，又率舰队继续北上驶往摩阔崴。
一八八六年八月，舰队在摩阔崴接了吴大澂后，丁汝昌又命超勇号与扬威号两舰再驶至海参崴巡防待命，自己则亲率镇远号、济远号、威远号、超勇号等四艘战舰返回。
因船队在海上长途航行已经数月，需要中途靠港补充给养并作必要检修；丁汝昌请示李鸿章后，李鸿章指示其就近前往日本的长崎港；顺便也可向日本展示一下大清朝的海军实力，以抑制日本国往日的嚣张气焰；丁汝昌遵照执行，舰队就转向驶往日本。
果然，大清朝的四艘战舰驶抵长崎后，日本朝野为之轰动了。
此前，日本人对欧美等国的军舰早已是司空见惯；而清皇朝的舰队却是首次访日，令日本人甚感诧异。
于是，长崎人纷纷涌向码头观看皆欲一睹为快。
长崎港内，大清朝的四艘战舰一字儿摆开甚是气派；长崎人望着龙旗高扬的铁甲巨舰无不羡慕，连日本的官员也心底自叹“不如”。
丁汝昌见状后心中十分欣慰与自豪，往日常因受强夷欺凌而显露的自卑情状不复存在了；丁汝昌心中高兴，在筹措补给的同时，还让部下上岸休假以悦官兵之心。
谁知，大清朝的水兵上岸后，有几个在长崎的一家妓馆中寻乐时，因酒醉与馆主发生了纠纷。日本警察前往调解，中国水兵又与日本警察发生了冲突，双方在冲突中皆受了轻伤；冲突过后各自散去，才算平息无事。
然而，二天后的八月十五日，仍有数百名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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