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觉得程家柽所言有理，也就打算不杀汪精卫，而给自己留条后路了。
于是，善耆为了自身能免祸，只好设法劝载沣：“摄政王息怒，党人悖逆，罪该万死；然殊其一、二人，恐有万、千众再起，如何得了？且非当场缉获，言其谋刺摄政王，仅传闻耳，不可尽信。若将其殊死，徒给贰心者以口舌；且于摄政王不利，故当慎之。依吾愚见，不若留其残生而永禁；以示摄政王之宽怀，感召天下，以求太平；此为上上之策，摄政王以为如何？”
本来，载沣知道有人要谋害他后气得咬牙切齿，必欲将这些该死的革命党人千刀万剐了；但听了善耆的一番话后，却也犹豫不决了；最后，顺了善耆所言“免死而永禁”。
就这样，善耆服了摄政王；终于，汪精卫与黄复生在载沣的额外开恩后，捡回了一条命。
而经此轰动全国的大案后，梁启超等人的冷嘲热讽固然噤声了。
虽然，谋杀载沣没有成功；但是，同仁对于汪精卫如此大无畏地舍生取义之举甚是敬佩；自此，汪精卫在同盟会中的声望大增。
而由于汪精卫等人的壮举为同盟会挽回了声誉，孙中山也就不责怪他擅自行动；而誉其为大才，更是刮目相看了。
一年后，武昌起义成功，汪精卫与黄复生方被获释出狱。
汪精卫出狱后，即与陈璧君结为夫妻；俩人留下了这么一笔值得一叙的壮举后，却开始走上了另一条不光彩的人生之途，最终误国害民且也毁灭了自我。此是后话，暂搁下不表，容后慢叙。
且，此时，为策应同盟会的南方起义以谋南北夹击而受命赴东北筹建同盟会辽东支部的宋教仁，完成使命后回到了日本。宋教仁看到了因南方起义屡次失败，陶成章等人复建光复会；致使同盟会面临了被分裂的危险，事态甚是严峻。
宋教仁也觉到了为使革命成功，须改变择地起义的方略；在他认为，择地起义的方略有上、中、下三策；取边地为下策，取中部的长江流域为中策，取京城首都为上策。
所以，宋教仁十分注重同盟会在辽东的工作；在建立同盟会辽东支部的同时，还在奉天设立了秘密机关部，希图时机成熟时在奉天发动起义，以便直接威胁直隶与北京。
但是，清庭的根脉在东北，对其龙兴之地奉天控制甚严；同盟会虽然已立足并有所发展，但要想急于举事成功却仍有难度；故而，这一上策尚不可行。而南部边陲两广之地，清庭已高度警戒防备森严；所以，革命党人的起义屡屡失利；可见，边地起义是“举事易、成功难”；且远离京城，即使成事，对于清皇朝的撼动也不大；故而，也不可取。而长江流域位居华夏中部，地方势力虽然较强，但却与清皇朝的中央政权离心离德时有矛盾，倒是可以为革命党人所利用而宜于成事；且长江流域地区包括十多个省，一地成功四方即会响应，清庭的京城必被震撼；而且，进可北上，退可南下，伸缩自如；所以，在长江流域起义虽然是谓中策，却是眼下最可取的。
宋教仁的这番论述，得到了湖南新化人谭人凤、湖北广济人居正等人的赞同；于是，纷纷向孙中山建言：“应速在长江流域各省建立同盟会的分会。”以图向中部发展并谋划起义。
孙中山对于宋教仁的精辟分析也已有共识，而对谭人凤等人的建言也表认可。
只是，在他认为，广州新军起义的失败实属意外，是倪映典个人的粗心大意所导致，而并非是事件的必然结果。况且，同盟会在广州新军中已有较扎实的基础，新的起义准备也已进行了多时，岂可半途而废重起炉灶？所以，孙中山斟酌再三后，决定双管齐下；一面继续谋划再次在广州举行新军起义，一面准备在长江流域筹建同盟会中部总部。
为此，孙中山将黄兴、胡汉民、赵声、谭人凤等人召集到马来西亚的槟榔屿会议。
经商议后，决定翌年四月在广州仍以新军为主力再发动一次更大规模的起义，并在香港成立领导起义的统筹部，由黄兴任部长，赵声任副部长。
计划起义成功占领广州后，即兵分两路向中部挺进；一路由黄兴率领进军湖南，另一路由赵声率领进军江西。然后，会师南京，举行北伐，直捣北京。
同时，决定筹建同盟会中部总部，并将此任务交给了谭人凤与尚在日本的宋教仁。中部总部除了在长江流域开展活动，还须配合广州起义；谭人凤二话没欣然受命，即回日本与宋教仁等人筹建中部总部去了。
自此，孙中山的目光开始北移，同盟会的起义重心也渐渐的转向长江流域了。
槟榔屿会议后，黄兴与赵声赴香港组织并领导起义。
俩人到港后，即刻成立了广州起义的领导机构统筹部，并下设了调度处、储备课、交通课等多个具体的办事部门。
接着，派人进入广州城内与新军中的党人联络。
同时，黄兴还特意挑选了五百名极具献身精神的同盟会员，组成一支敢死队；由黄兴亲自率领，为广州起义打头阵。起义时间则定在四月十三日打算十路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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