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3章 川汉路一波三折 辛亥年保路运动（3/3）

四川的士绅原以为政府将铁路改商办为官办，只是为了收回路权；现在看来，政府非但要夺路权，还要赖股本了；这与强人劫财又有何异？因此，也都愤愤不平了。

当年竭力呼吁“川人自办铁路”留日学生、归国后已任四川谘议局议长的蒲殿俊，则撰一针见血地抨击政府“施行铁路国有，实欲卖路权与外夷，乃卖国耳”，号召川人予以抵制。

不久，清政府与四国订立《湖广路借款合同》之事被曝光，国人更是纷纷痛斥邮传部尚书盛宣怀为卖***，受盛宣怀指派出任宜万段总理的原邮传部参议李稷勋也遭到了斥责。

李稷勋老远的从京城赶来承接这个当时已没人敢接手了的苦差，愿想着能为家乡做点事；想不到，事没办成，却落了这么个骂名，真是有苦难言有口难辩了。

而此时的四川民众且如夏日里的干柴，稍有一点星火即能引；蒲殿俊振臂一呼，众人随即响应。

接着，蒲殿俊在成都组织了保路同志会；与会二千余人推选蒲殿俊为会长，四川南充人罗纶为副会长；并散发《保路同志会宣言书》，宣称：“路亡国亡，破约保路；外争国权、内争民主。”同时，在四川成都进行罢市，号召民众抗纳粮捐。

很快的，四川全省各地都纷纷效仿也成立保路同志会，并拒绝向政府纳粮缴捐；保路风潮很快漫延，其它各省也有响应，有的还派出代表赴京请愿。

四川乃天府之国，历来是朝庭的主要粮捐来源地；如今，四川全省拒缴粮捐了，清皇朝如何受得了？

摄政王载沣见事情闹大，赶紧召集各部商议对策；但各部大臣都面面相觑，谁也不知可否。

此时，护理四川总督王人上书朝庭，言：“民意难违，禁不胜禁，防不胜防；不若收回成命，以免不测。”

然而，朝庭上《谕》一言九鼎岂可朝令夕改？

王人谏言“收回成命”，令载沣恼羞成怒；遂以“违逆上意，办事不力”之名将王人贬职，而任命人称赵屠夫的山东莱州人赵尔丰为四川总督；并责令各省对于参与保路者须“严行惩办”，赴京请愿的代表一律“押解回籍”。同时，任命端方为川汉铁路督办，以协助赵尔丰对四川民众实施弹压。

赵尔丰到任后，即下令解散保路同志会，并将蒲殿俊、罗纶、四川南充人张澜、奉节人邓孝可等多人抓捕。

于是，成都的保路同志会成员涌到总督衙门前请愿抗议，要求“释放被捕人员”。

赵尔丰非但没有放人，竟然下令向请愿群众射击，当场杀死三十余人，酿成了一起骇人听闻的成都血案。

此时，保路同志会已遍布于四川全省的六十四个县，会员数多达十万余众；赵尔丰的暴行激起了各地保路同志会的愤慨，抗议声浪更加高涨；连来自全国各地的三万筑路工人也参与了抗议，局势更是不可收拾了。

赵尔丰眼见情势不妙，只得把关押的蒲殿俊、罗伦等人释放。蒲殿俊获释后，也感到了局势的动荡已超出了他们的预料；于是，赶紧又发表《哀告全川伯叔兄弟》书，规劝民众“息事开市”；然而，民众的激愤难以抑制，已非俩人可左右了。

此前，同盟会会员、四川荣县人龙鸣剑与河南巩义人王天杰认为革命时机已到；于是，邀请当地哥老会首领四川华阳人秦载赓、新津保路同志会会长侯宝斋等人，在资州的罗泉井秘密会议决定武装起义。并决定由秦载赓主持川东起义，侯宝斋主持川南起义。因侯宝斋所率乃是保路同志会成员，故称其为“保路同志军”。

一九一一年九月七日，就在赵尔丰制造成都血案的当天下午，侯宝斋率领三千保路同志军在新津揭竿而起，拉开了川蜀大地武装起义的序幕；攻占新津县城后，与在邛州反正的四川郫县人周鸿勋所部的巡防军汇合；然后，连夜冒雨奔袭成都。

与此同时，王天杰、龙鸣剑俩人也在荣县举事，秦载赓则率二万哥老会员夺取了资州。

然而，在向成都进军途中，龙鸣剑因积劳成疾病逝了，秦载赓在井研城外遭到伏击不幸坠马而亡；俩人相继亡故对于起义军来是沉重打击，王天杰只得率部折回荣县。

此时，从日本回国受孙中山委托负责四川同盟会事务的四川荣县人吴玉章已经赶到。一九一一年九月二十五日，吴玉章与王天杰即在荣县宣布**，建立革命政权；于是，同盟会建立的第一个地方革命政权就在四川荣县诞生了。

保路同志军的起义及荣县革命政权建立，清廷闻报后大为震骇；此时，湖广总督瑞瀓与川汉铁路督办端方，联名奏本弹劾四川总督赵尔丰“治政无能，致使川蜀大乱”。

于是，清庭将赵尔丰免职，由端方代署四川事务，并下《诏》命其率领鄂军入川镇压起义。

端方接《诏》后不敢怠慢，即率领湖北新军第八镇的第十六标、第三十一标、第三十二标等主力进入四川，以对起义军进行镇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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