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式宣布山东**，推举孙宝琦为都督，新军第五镇统制贾宾卿为副都督。接着，又成立议会，夏继泉为议长；同盟会成员却都被排挤在外，徐镜心这才感到情况有点不妙。
果然，孙宝琦窃居都督之位后，希图重新将全省的军、政、财权集于他一身；于是，他很快就撤换了主张**的各司、道官吏，而让自己的心腹孙庆塘、龚积炳、余则达、何承焘、周安康等人接任。同时，以“既为副都督，不宜再兼军职”为由，将贾宾卿的新军第五镇统制的兵权褫夺了；而让反对**的原新军第五镇二十标标统吴鼎元接任其职。
而此时，袁世凯已完成了对内阁的改组，这才有精力来对付革命党人的起义了。
袁世凯想不到自己回京后短短的几天时间，南方各省竟然都已成了革命党人的天下；更令他惊愕的是，革命党人居然在他的卧榻之旁、地近京畿的齐鲁大地上也闹事了。若是山东真又被革命党人获取，直隶就失去了屏蔽的大门；革命党人即可长驱直入，京畿之地则危如累卵了，岂可等闲视之？再，山东是他的发祥地，苦心经营多年怎容得他人染指而毁于一旦？为此，袁世凯觉得须把山东夺回来，无论如何不能让革命党人插足山东。
好在，宣告**后的山东主政者是前任山东巡抚孙宝琦；袁世凯了解孙宝琦，知道他不会真心投向革命党，无非是权宜之计。
于是，袁世凯派遣其心腹张广建与吴炳湘潜往山东济南观察事态进展，并给孙宝琦捎去密《函》。
《函》道：“幕韩公身为国戚，世受皇恩，何也助纣为虐分庭抗礼耶？昔先帝西奔长安，公护驾避难，何等赤诚。今大厦将倾，更应以社稷为重；当置一己于图外，方可标榜青史，公当三思耳。”
孙宝琦是庆亲王奕劻的姻亲，看了袁世凯的《函》后，比遭鞭挞还难受；于是，赶紧回《函》声明：“实乃时势所迫，自己别无贰心。”
袁世凯甚是心悦，他要的正是孙宝琦的这个表态；于是，袁世凯将张广建与吴炳湘安置在孙宝琦身边，并授意策动取消**。
十一月二十三日，按袁世凯的授意，张广建与吴炳湘策动新军第五镇统制”吴鼎元及第五镇第十标标统张树元等人联名具状，要求孙宝琦“立即取消**”；同时，策划逮捕贾宾卿、徐镜心等人。
贾宾卿、徐镜心等人闻讯后，只得连夜逃离。
第二天，孙宝琦就宣布取消山东**；并撤消都督衔，恢复旧制仍称巡抚。
烟台的王传炯即予响应，也立即宣布取消烟**立。
至此，光复才十天的山东如同上演了一场闹剧后，又回归到了清庭的统治之下。
且，清庭大赦天下后，汪精卫与黄复生等人被释放了，这连他俩自己也未曾想到。只是，俩人获释后却分道扬镳了。
黄复生一如既往没改初衷，誓与满清皇朝斗争到底；出狱后的黄复生离开了北京，与李鸿章的侄子李石曾等人在天津成立了京津同盟会。京津同盟会旨在策动京、津等地的起义，并内设了一个军事部，由时任天津兵站代理标统彭家珍负责，专事暗杀清庭要员。后来，京津同盟会又干出了几件轰动京城的大事；此搁下不表，容后慢述。
然而，获释后的汪精卫却如变了一个人。汪精卫赴京行刺载沣时，确是有献身的准备；初入狱时，甚至写下了“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如此悲壮动人、脍炙人口的诗句。但当过了一段时间的牢狱生涯后，汪精卫似乎悟到了“生命毕竟只有一次”的真谛，反倒萌生了求生与重获自由的渴望。
而今，汪精卫意外地获释，不但让他重新得到了自由；更令他有所感悟，从中觉到了“清庭中还有着另一股开明的、能顺应历史潮流”的力量。因此，汪精卫开始反思“驱除鞑虏，恢复中华”是否定要依靠暴力和流血不可？也许通过别的手段、或利用朝中的这股开明力量，也能达到同样目的；若真能如此，岂不更好？于是，汪精卫改变观念了，主张通过非暴力手段实现目标。
此时，曾为袁世凯幕僚、时任内阁学部大臣杨度，欲成立一个国事共济会，试图呼吁革命党人放弃武装斗争，行所谓的国事共济。
汪精卫与杨度是日本法政大学速成科时的同窗，所以时有来往；因汪精卫改变了观念，俩人也就意气相投了一拍即合，决定共同发起成立国事共济会。
于是，一九一一年十一月十五日，由汪精卫执笔，在《经纬报》上发表国事共济会的成立《宣言》，呼吁“不以兵刃、而以和平，解决民主与君主之争”，并指责“以去一君主为目的而使全国流血，此民宪党所不忍为也”。
谁知，国事共济会成立后，愿意加入者寥寥无几；且《宣言》发表后即招来了一片声讨，革命党人纷纷责问：“不流血，满虏皇帝会自动退位吗？”并严厉指责汪精卫被杨度利用和收买，背叛了同盟会的革命宗旨。
于是，汪精卫赶紧又在《民主报》上勉强作了几句“今者武汉血流，兵事方殷，和平解决之难已为天下所共见，共济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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