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为难了。
正在陈独秀犯难之时，马林却慷慨地许诺“中国**成立后的一切运作经费，可由共产国际全额给予无偿援助”。
马林的这一表态无疑是帮陈独秀解了一道难题，陈独秀愁眉舒展了心中大悦这才表示了愿意与他合作，并接受共产国际的帮助与指导。
接着，就着手筹建，准备召集各地的**组在上海会议，以组建一个用马克思主义作指导的全国性政党即中国**。但因，当时陈独秀尚在广州，则委托上海的李达与李汉俊具体筹办。
李达与李汉俊得到陈独秀的指示后，立即遵照执行；于是，一面选址与安排议程，一面则给各地的**组发函通知，要求已建有**组的地区各派两名代表参加在上海召开的中国**代表大会。
当时，已在北京、上海、长沙、武汉、济南、广州等六个地区及旅日、旅欧的学生中建立了**组，共有成员五十三人。各**组接到李达的来函后均表示赞同与响应，除了旅欧组因路途遥远未能派代表出席外，其他各组都派遣了代表赴沪。
武汉组派遣董必武、陈潭秋，长沙组派遣毛＊泽＊东、何叔衡，济南组派遣王尽美、邓恩铭，广州组派遣陈公博，旅日组派遣周佛海，上海组的代表就是李汉俊与李达。
陈独秀因在广州身兼数职公务繁忙，且其时正在为广东大学修建校舍之事四处奔波忙于筹款而一时脱不了身。当时，武汉组的包惠僧正在广州；因包惠僧是记者，来去自由；于是，陈独秀就委托包惠僧作为他本人的代表出席会议。同时，还特地写了一封信让包惠僧转达；陈独秀在信中向代表大会提出了有关民主、纪律、党员、群众等方面的四点意见，可见其对此次代表大会的重视。
然而，此时的北京组，正忙于一场索薪斗争。
原来，一九二一年春，北洋政府因财政困难，竟然停止支付北京大学等八所国立高等学校的教育经费及教职员工薪俸。于是，八所国立高等学校的教职员工被迫于三月十四日起罢教、罢工，与北洋政府开展索薪斗争；同时，八所学校还各派三名代表，组成了一个北京国立专门以上各校教职员联席会议，以领导索薪斗争，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马叙伦为联席会议主席。一个月后，因马叙伦生病，被推举为联席会议新闻干事的李大钊代理了马叙伦的联席会议主席之职。
六月三日，李大钊率领教职员工代表到北洋政府总统府交涉，却遭到了军警的殴打致使头部受伤；伤愈后，李大钊仍领导大家坚持索薪斗争。
时至七月，索薪斗争已历时数月却尚未结果。正在索薪斗争如火如荼之机，忽然收到了李达的来函。
北京组的罗章龙、刘仁静、邓中夏等人接函后，并没有意识到代表大会的意义所在；因此，觉得索薪斗争正处于关键时刻，也就不想去惊动为领导索薪斗争而天天忙得不可开交的李大钊；只是开了一个组会，在李大钊没有到会的情况下推选了刘仁静及当时正在上海的张国涛作为北京组的代表出席。
代表大会原定于六月二十日召开，但因有些代表未能及时赶到；所以，会议只得延期。
因为，当时的上海仍处于北洋政府的统治与各国列强的势力范围内，对于革命活动、特别是被称为赤色革命的**人的活动，更是防范与查处甚严；故而，代表大会只能在极其秘密的状态下进行，以免遭破坏。
而为了代表大会能顺利召开及代表们的安全，负责安排会址与住处的李达可是花了不少脑筋，李达的妻子、浙江嘉兴人王会悟也为此帮了大忙。
因为，王会悟身兼上海女界联谊会理事、《妇女声》杂志社编辑等职，人际关系较广；特别是，王会悟曾经担任过黄兴的夫人、上海博女校董事长徐宗汉的秘书，更是结识了许多颇有头面的人物。
果然，王会悟的这些特殊关系发挥了作用，她顺利地向博女校校长黄绍兰租用到了该校因暑假而闲置的几间学生宿舍，以供假借北京大学暑假旅行团名义赴沪出席会议的代表们下榻之用。
代表们的住处安排好后，代表大会的会址却一时难以确定；因为，若是也安排在博女校，代表们虽然能免了出行倒是方便。但是，共产国际代表要列席会议；如此，两名外国人出入这所女子学堂，毕竟是太显眼了，定会引人注目招致麻烦甚至不测；所以，觉得不妥。为此，李汉俊主动提议干脆安排在自己家中。
李汉俊的寓所位于上海法租界内贝勒路树德里三号，这是两幢典型的石库门式楼房；李汉俊与其兄长李书城各居用一幢；两幢楼房虽是隔离，但内部却是联通，也就不分彼此仍为一家。
因李书城乃同盟会元老、曾任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参谋长，此处也就有了李公馆之称；而此时，李书城正在湖南参与讨伐湖北督军王占元；偌大的李公馆中仅有李汉俊及兄长刚续弦的少妻、幼女等五人，宽敞而较清静正可作会议之用。且李公馆距离博女校不远，便于代表往返。而李书城显赫的身份及李公馆的牌子，又可起掩护作用；甚至于连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等人来此参加会议也能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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