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务之急是要设法破坏吴佩孚与张作霖的联盟，至少得让张作霖也如孙传芳一样也作壁上观，以孤立吴佩孚而利于将其击溃。
为此，“南口大战”结束后的第三天即八月十七日，蒋介石就急忙派遣时任“鄂、湘”宣抚使的蒋作宾北上，前往奉天游张作霖。
行前，蒋作宾的好友都替他捏了一把汗；因为，张作霖是草莽出身，话不投机就会翻脸不认人，此去恐是凶多吉少；然而，蒋作宾不以为然、仍毫不畏惧地前往了。
果然，吴佩孚得此消息后，即致《电》张作霖，言：“蒋作宾乃‘赤党’客，应将其处死。”
不过，一直十分仇视“赤党”的张作霖，这次却没有依吴佩孚之言而杀死蒋作宾。
那是因蒋作宾巧舌如簧，一再表白“‘北伐’所指，只在吴佩孚一人，别无他图”后，消除了张作霖的顾虑；同时，又重提“孙中山曾与张作霖、段祺瑞结盟”之事，使张作霖有所触动；但主要的，其实还是由于张作霖有着自己的盘算。
因为，“南口大战”后，“国民军”溃逃到绥远去了，北方就只剩了他与吴佩孚二雄；张作霖已开始打算如何将吴佩孚挤走，以便自己能称霸北方。
所以，“国民政府”举兵“北伐”，若能将吴佩孚击败，岂不可省了自己许多心力；届时，自己则可趁机入豫，取了吴佩孚的地盘，岂不美哉？
为此，张作霖非但没有杀蒋作宾，反而好生款待；并通过蒋作宾给蒋介石、谭延闿，在追述“‘奉、粤’合作”的同时，故言：“华夏乱局，非得海内二、三豪杰出而合力挽救，断难靖平。”言下之意，已流露了“愿再议合作”；只是，没有明言罢了。
蒋介石与谭延闿自然心领神会，遂《令》蒋作宾继续与其接洽议谈。
而如此一来，吴佩孚与张作霖之间的联盟无意之中也就瓦解了。
因此，张作霖曾经答应提供给吴佩孚的一百万发子弹等武器；此时，就找了个借口而拖延不发了；这令吴佩孚大失所望且十分恼怒，而蒋介石却因目的已达而暗喜。
但此时，湖北的形势已很紧迫容、不得迟疑；所以，吴佩孚虽因张作霖的食言而恼怒，但已顾不了那多；因为，当务之急是击退“北伐军”保住鄂、豫。为此，吴佩孚将与张作霖的矛盾抛到脑后，率大军南下去对付“北伐军”了。
然而，没待吴佩孚的大军到来，唐生智的第八军即又向岳州进军了。
八月二十二日拂晓，何键的第二师与李品仙的第三师对新墙河防线发起猛攻，驻守新墙河防线的王都庆不敌溃入岳州，新墙与麻塘等地又失。于是，第八军的大军兵临岳州城下了。
困守在岳州城内的叶开鑫与王都庆见大势已去，料想岳州也已难守，只得又弃城而逃。王都庆经华容败逃至常德与贺耀祖汇合，叶开鑫则退入湖北欲经崇阳去往咸宁。
第八军攻取岳州后，进而又攻占了城陵矶、梅溪、羊楼司、五里牌等地；至此，“汨罗江战役”结束。
接着，唐生智派遣教导师师长周斓尾追王都庆而去，自己则率部追击叶开鑫。
而当第八军攻打岳州时，第四军与第七军都已乘胜追击进入了湖北；于是，战火就引入鄂南了。
陈可钰的第四军进入湖北后轻取了通城，然后又扑向咸宁。
李宗仁的第七军则攻向崇阳，并截断了叶开鑫由岳州败逃咸宁的退路。所以，本想退往咸宁的叶开鑫，因遭遇第七军的阻截及第八军的追击而走投无路了。
叶开鑫奋力杀开一条血路好不容易突围，才带了一部分残兵改道逃往武昌去了；其溃散的将士或俘、或降，成了“北伐军”的战利品。
且，“长沙会议”后，“左翼军”虽是奉《令》进军了，但行动甚是迟缓。
原来，袁祖铭与彭汉章归顺“国民政府”只是为了给自己留条后路，并不真想与吴佩孚交恶而投入“北伐”；所以，对于蒋介石《任命》他为“左翼军”总指挥并《令》他“经常德，进入鄂西”，心中不甚乐意；只因，军令难违，才叫已在湘西的彭汉章派遣了其部将第九军第二师师长杨其昌率部向常德进发，算是做了个样子给蒋介石看；然而，袁祖铭自己却仍赖在“川、黔”边境、寸步不移。
倒是第九军第一师师长贺龙早已兴致勃勃地率部入湘，并在麻阳击溃了湘西巡防军统领、有“湘西王”之称的陈渠珍；然后，与杨其昌汇合，欲对驻于常德的贺耀祖发起攻击。
然而，袁祖铭与彭汉章却都迟迟没有下《令》“攻打常德”，俩人只得与贺耀祖对峙在常德城下。
不久，“汨罗江战役”打响并很快就结束了；然而，“左翼军”却仍无动静。
作为“北伐军”前敌总指挥的唐生智见“左翼军”配合不力甚是气愤，派遣其部将廖湘云前往催促。
然而，袁祖铭仍置若罔闻、没予理睬、按兵不动。
此时，已进至常德城下了的贺龙可耐不住了，遂与杨其昌联名致《电》蒋介石，要求“由前来督师的‘左翼军’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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