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表吕超暂代‘左翼军’总指挥之职”，以利“左翼军”在湘西的战斗。
蒋介石对于袁祖铭“不遵《令》进军”也甚是不乐，但因袁祖铭是一方军阀、手中有兵，一时奈何他不得；因此，只得先采纳了贺龙与杨其昌的建议，由吕超代理“左翼军”总指挥，以指挥“左翼军”在湘西的战斗。
吕超受《命》后，即《命》“‘左翼军’对常德发起进攻”了。
此时，第八军的周斓也已尾追王都庆至常德了；于是，贺龙、杨其昌与周斓合力攻打常德。
驻守常德的贺耀祖仅有一个师的兵力，而王都庆刚由岳州败逃至此，如何敌得贺龙、杨其昌、周斓等仨人的合力攻打？只得弃常德退往“湘、鄂”边境的澧县、津市；于是，常德丢失。
“北伐军”占领常德后，周斓就驻下了；而贺龙与杨其昌又乘胜追击攻占了临澧，进而攻打澧县与津市。
退入津市的王都庆见势不妙赶紧又逃往湖北的沙市，贺耀祖则被困在了澧县。
时有国民党湖南省党部常委兼工人部部长、《湖南民报》主编的中＊共＊党员谢觉哉，专赴澧县对贺耀祖晓以大义，劝其：“认清形势，顺应潮流，归顺‘国民政府’投身革命。”
已走投无路了的贺耀祖面对“北伐左翼军”不可抵挡的攻势，权衡再三后听从了谢觉哉之言在澧县举义了。
贺耀祖归顺“国民政府”后，被《任命》为“‘国民革命军’**第二师师长”。
于是，“北伐左翼军”收复澧县、津市等地；至此，湖南全境皆被光复。
八月二十五日，吴佩孚终于抵达汉口；但此时，湖南已经全部丢失，“北伐军”进入鄂南了。
于是，吴佩孚赶紧在汉口查家墩的“十四省联军”司令部内召开紧急“军事会议”，部署“鄂南的防守”。
咸宁是湖北的南大门，其得失关系到湖北首府武昌的安危，故绝不可再失。因此，吴佩孚决定“在咸宁的汀泗桥与贺家桥布下两道防线”，以阻截“北伐军”。
于是，由已退至咸宁了的宋大霈、董政国等部驻守汀泗桥，并派“武卫军”总司令马济也赴汀泗桥协防；贺胜桥则由时任湖北督办陈嘉谟与陕西督军靳云鹗等率部防守，吴佩孚自己则坐镇汉口。
就在吴佩孚部署鄂南防守之时，陈可钰却已决定“攻打汀泗桥”了。
汀泗桥虽仅是粤汉铁路上的一个镇，却是通往武昌的必经之地，故有“鄂南第一门户”之称。汀泗桥镇三面环水，有一条汀泗河自西南向北流经；另一面则是陡峭而又连绵的山岗，唯有一座铁路桥供通行，可谓是“易守难攻”的军事要隘。
此时，奉命驻守汀泗桥的宋大霈、董政国等部兵力尚有约两万，并已控制了塔脑山等制高点，欲据险与“北伐军”抗衡。
且时值大雨滂沱河水泛滥，汀泗桥镇四周处于一片泽国之中；那座铁路桥更成了唯一的通道，守军严密的火力可将其封锁，“北伐军”欲经此逾越真可谓是插翅难过；所以，宋大霈等部虽是新败，却是有恃无恐。
然而，陈可钰下决心“要将这块硬骨头啃掉”；于是，陈可钰以陈铭枢的第十师为右翼，张发奎的第十二师为左翼，叶挺的**团为总预备队，向汀泗桥的守军发起总攻。
然因，守军占据了塔脑山、石鼓岭等制高点将进入汀泗桥的唯一通道封锁住了；加之天不作美、雨助敌势，须涉水进攻更是增加了难度；因此，陈铭枢与张发奎部对汀泗桥镇的正面进攻受阻、损失严重。
鉴于此，张发奎的部将第十二师第三十六团团长黄琪翔建议“当将进攻时间改在夜间，并拟先夺取塔脑山等制高点，然后再攻取汀泗桥；如此，能减少伤亡”。
陈可钰采纳了黄琪翔的建议，定于二十六日子夜再对汀泗桥发动总攻。
同时，将作为总预备队的叶挺**团也压上去了；《命》叶挺率部“绕道古塘角，抄攻敌之侧背，协助右翼的第十师第二十八团团长蔡廷楷、第十师第二十九团团长孙绳等部攻取塔脑山等制高点”。
是夜，各部依计而行。
叶挺则率部衔枚夜行，绕道古塘角后从敌人背后发起了突然攻击，并在中伙铺歼灭了一个团的守军；然后，与黄琪翔、蔡廷楷、孙绳等部配合一举攻取了塔脑山、石鼓岭等制高点。
宋大霈、董政国被打了个措手不及，简直有点晕头转向了。
董政国一看情况不妙，赶紧率部退往贺胜桥去了。
宋大霈还想坚守，但因失去了制高点而被动挨打；原以为易守难攻的汀泗桥，此时却显得不堪一击。战至二十七日中午，宋大霈见实在难以固守，这才下令撤退。然而，四周是一片泽国，可通行的仅有一条铁路桥如何撤得？慌乱中许多人摔落桥下溺水而亡；宋大霈在亲随的奋力开道下才逃得了一条性命，来不及逃脱的则全向“北伐军”投降了，宋大霈部几乎全军覆没。
就这样，不到一天时间，未待马济的“武卫军”赶到，“汀泗桥战役”已经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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