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染指河南；如此，或可自保。”
虽然，吴佩孚也知张作霖有“‘图豫’之心”；但是，在吴佩孚心目中，他与冯玉祥已是不共戴天、绝不可妥协；因此，吴佩孚什么也不愿听靳云鹗之言，仍一意孤行地要与冯玉祥作对到底。
且因靳云鹗主张“联冯”，吴佩孚也就对他有点不放心了；于是，以“失守汉阳，不事反攻”为由罢免了靳云鹗的“‘十四省讨贼联军’副总司令”之职，而由河南督办寇英杰接任。
吴佩孚此举，令靳云鹗甚是心寒，想不到自己一片赤心却换来如此结果。
其实，吴佩孚能夺占河南，全靠靳云鹗取开封、克郑州，击溃岳维峻，这才大功告成。
而当时，寇英杰在信阳受阻长达一个半月，迟迟没有进展；此后，攻打南阳又无果而终，致使樊钟秀至今仍安驻在南阳。所以，若是论功行赏，靳云鹗当在寇英杰之前。
然而，吴佩孚占据河南后，却将河南督办的第一把交椅给了寇英杰，靳云鹗只授了个位次的河南省长之职；如此的赏罚不明，已令靳云鹗心中甚是不爽。
而今，吴佩孚又将他削职了，确令靳云鹗心中难受；不过，面对危局靳云鹗虽是窝了一肚子气，还是忍耐了。
而寇英杰虽被吴佩孚委以了重任，但他见河南已是一片风声鹤唳，吴佩孚的日子看来不长了；于是，开始给自己找退路。
不久，寇英杰即以“送家眷回天津”的名义离开河南；然后，去往天津投奔张作霖了。
寇英杰与靳云鹗的矛盾，正好让张作霖有了进军河南的借口；于是，张作霖《任命》寇英杰为“‘安****’第二方面军副军团长兼第十二军军长”；然后，《命》其“率部进军河南”。
吴佩孚想不到寇英杰会背弃自己，更想不到他会引狼入室借“奉军”之力来攻打自己，心中虽是十分气恼但却无奈。
吴佩孚在湖北连遭挫败后手下兵力已是不多，眼见得自己处于了众叛亲离、四面楚歌的境地，不由得心灰意冷了；而今，又面临了强敌来犯，吴佩孚自知难以抵御；于是，决定离开河南，以免遭不测。
然而，此时的吴佩孚几乎已是走投无路、处于了绝望之中；无奈之下只得《致电》向杨森求助，《电函》中之言甚是凄怆。
虽，杨森已投靠了“国民政府”；但是，他毕竟受恩过吴佩孚倒是铭怀不忘；而今，眼看吴佩孚已落泊如此，不忍心视若无睹、见死不救；于是，杨森派人设法将吴佩孚接到四川万县。
吴佩孚流亡入川后，终于在杨森的庇护下隐居了下来，从此离开政坛。
四年后，张学良以子侄的身份将吴佩孚邀至北平；然因，吴佩孚虽主政多年，却无私蓄也没置房产；故而，张学良将位于东四什锦花园胡同内的一幢大宅院赠予，并每月给予四千元接济；从而，吴佩孚结束了流亡生涯，在北京安居了。此是后话，顺提。
吴佩孚离豫赴川前重新起用了靳云鹗，并将河南交于靳云鹗，自己则携带家眷与亲随离开了河南。
吴佩孚逃离河南后，被阎锡山改编为“正义军”、时受吴佩孚调遣进入河南了的魏益三与驻于郑州的原“建国豫军”第一师师长任应歧即归顺了“国民政府”；魏益三被《任命》为“‘国民革命军’第三十军军长”，任应歧被《任命》为“‘国民革命军’第十二军军长”。
如此一来，受《命》留驻河南的靳云鹗更是成了一支孤军，如何敌得已投靠张作霖了的寇英杰与“奉军”的联合进攻，遂带着残部投奔冯玉祥了；于是，河南大部即为张作霖的“奉军”夺取。
且，“北伐军”进军江西，冯玉祥“五原誓师”之时；中＊共＊杭州地委与国民党浙江省党部共同在浙江开展工作，力促时任浙江省长夏超脱离孙传芳。
夏超见“北伐军”攻取湖南后已进军“赣、鄂”，吴佩孚与孙传芳皆已江河日下了，遂决定“顺应潮流、举兵起义”。
于是，密派时任“浙江省教育厅厅长兼‘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校长”马叙伦赴粤，向广州“国民政府”表示“愿举义归顺”；且约定“一俟北伐军攻取赣、鄂，自己即在浙江举兵响应，以断孙传芳军退路”。
于是，广州“国民政府”《任命》夏超为“‘国民革命军’第十八军军长”，《命》其“伺机举事”。
不久，“北伐军”攻克了南昌与武汉，孙传芳从九江败退。
夏超觉得时机到了，遂于一九二六年十一月十五日《通电》宣布“浙江**”，并在杭州正式就任“‘国民革命军’第十八军军长”；然后，派“国民革命军”第十八军参谋章培为前敌指挥，率两个团的保安队赴嘉兴、嘉善一带布防，以防孙传芳回师反扑。
果然，孙传芳闻讯大惊，急《命》驻于上海的松沪警备司令宋梅村与驻于浙南的“五省联军浙军”第八师师长孟昭月迅速平叛。
俩人受命后即率部镇压，宋梅村由沪入浙，孟昭月由浙南北上，两面夹击。
夏超见孙传芳派兵来犯，即亲赴嘉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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