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此，已显得对己不恭了的唐生智必会更目中无人而难以驾驭了；因此，蒋介石欲请谭延闿等人到武汉去坐镇，以帮他镇住唐生智；至少，让唐生智觉到有一双眼睛盯着，令其有所约、不致目空一切地胆大妄为。
然因，当时武汉还没光复、湖北大局未定，党内同仁都觉得政府要员前往湖北尚非其时；因而，没有派员赴鄂；而蒋介石因江西的战局也不尽如人意而烦躁不已、自顾不暇，也就无意顾及湖北而没有再提了。
而今，南昌、武汉都已克复，蒋介石这才又想到了此，且干脆打算提迁都了；这样既可假手他人镇住唐生智，又可将那班现在广州的“国民党左派”支到一个新的环境后免得再惹是生非，如此能一箭双雕何乐不为？
于是，蒋介石复又致《电》张静江与谭延闿，道：“武昌既克，局势大变，本党应速谋发展，移至鄂省。”
张静江是蒋介石的心腹，谭延闿对于蒋介石也顺服得很；因此，俩人皆无二话就“同意”了。
而“国民党左派”因在广州有较好的基础，话行事都较方便，迁都移址后必会有诸多不便；且武汉与南昌相近，又恐受控于蒋介石；因此，不甚赞成“迁都”。
然而，苏联顾问鲍罗廷且如蒋介石所思，考虑到“被光复后的武昌主要驻军是军阀出身的唐生智所部，担心仅有邓演达等二、三名中执委员恐难对其制约；且武汉有‘九省通衢’之称，所处的地理位置优越、恰似中国的心脏，而‘三镇’之一的武昌又是‘辛亥革命’首义之地；‘国民政府’欲继续‘北伐’谋求统一全国，迁都武汉应是不错的选择。因为，广州虽是‘国民政府’经营多年了有较好的基础，但毕竟地处偏远；对于一个想统一全国的政府来，工作上似有诸多不便；故而，迁都移址确是也有必要”。
由于鲍罗廷赞成“迁都”了，“国民党左派”也就不再异议。
于是，十一月八日，国民党中央召开“政治会议”，决定“将‘国民党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迁往武汉”。
一个月后的十二月五日，国民党中央正式宣布：“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停止在广州办公，各机关工作人员分批前往武汉。”
并派遣“国民党中执委员”宋庆龄、吴玉章及“国民政府”的外交部长陈友仁、财政部长宋子、交通部长孙科、司法部长徐谦、商民部长王法勤等六十多人先行赴鄂，苏联顾问鲍罗廷也随同前往。
蒋介石见自己的《提议》终被采纳，心中也很是高兴；他在接见汉口《自由西报》总编辑美国人史华之时：“‘国民政府’由粤迁鄂，乃国之幸事；新都就时，鄙人将由赣赴鄂参与盛典。”
此后，史家则将移址于武汉的“国民政府”称之为“武汉国民政府”，以别于“广州国民政府”；不过，也有皆统称其为“国民政府”的。
十二月十日，鲍罗廷与“国民党左派”一行人抵达武昌。
当时，因在广东的“国民党中央党部”与“国民政府”都已经停止办公；而“武汉国民政府”还在筹办之中，离正式办公尚需时日。
鲍罗廷等人感到，没有中央机构统筹一切，许多事都无法办理；遂决定先成立一个临时性的中央机构，以协调政府各部门的工作。
于是，十二月十三日，根据鲍罗廷的提议，在国民党中执委政治会议未迁到武昌之前，由在鄂的国民党中执委员与国民政府委员中选派若干人，及湖北省党部、湖北省政务委员会、汉口特别市党部各派一人，组成“联席会议”作为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的临时领导机构。
于是，由徐谦、邓演达、孙科、宋庆龄、陈友仁、叶楚伧、宋子、吴玉章、唐生智、王法勤、董必武、蒋作宾、于树德、詹大悲、柏蔚等十五人组成了一个“联席会议”，徐谦被推举为“联席会议”主席，叶楚伧为“联席会议”秘书长，鲍罗廷仍被聘为政治总顾问。
会后，“武汉国民政府”由邓演达《致电》蒋介石明事由，言：“系应付时局及革命需要之临时措施。”
蒋介石见武汉的“联席会议”将自己及其亲信张静江等人都排斥在外，心中甚是不乐。
虽然，邓演达以临时措施作解释；但在蒋介石看来，这却是前次在广州的“联席会议”上“国民党左派”曾有过的《提议》的翻版，无非换了一个名堂而已。何况，这个“联席会议”还将唐生智、邓演达、柏蔚等军界要人吸纳进去了，这更使蒋介石吃惊不。
因为，这几个军界要人都是令蒋介石头痛的人。
邓演达曾与蒋介石共事，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后因“中山舰事件”，邓演达当面指责了蒋介石，遂被调离；“北伐战争”开始，邓演达又出《任》“国民革命军”司令部政治部主任，复与蒋介石共事了，但前嫌尚存、常意见相左。“北伐军”攻取江西后，蒋介石将“国民革命军”司令部移至南昌；同时，在武汉设了个总司令部武汉行营，让邓演达留在武汉《任》“总司令部武汉行营主任”兼“湖北省政务委员会主任”，遂将邓演达支开而使耳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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