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净。
柏蔚则是“辛亥革命”后首任安徽都督，曾随孙中山历经了“二次革命”、“护法运动”等，后又帮助孙中山改组国民党、筹办“国民党一大”、实行“国、共合作”；所以，时任“国民革命军”第三十三军军长的柏蔚可谓是国民党的“元老”。
身任国民党要职的柏蔚虽是信仰“三民主义”，却跟中＊共＊关系交好并与中＊共＊负责人陈独秀私交甚深。陈独秀遭“北洋政府”逮捕后被迫离京赴沪时，柏蔚则将位于上海环龙路老渔阳二号的一幢房子送给陈独秀，让其成为《新青年》的编辑部；后来，陈独秀还派遣中＊共＊党员柯庆施到柏蔚创办在安庆的《新建设日报》工作，并任由其转载《新青年》、《向导》的章以宣传“马克思主义”。
所以，邓演达与柏蔚俩人；在蒋介石眼中，虽是同一营垒，但却总是觉得如同两条道上的辙、跑不到一处。
而唐生智这个家伙更不必了，有了实力后自觉得腰板硬了，早已不把他这个“国民革命军”总司令放在眼里。看来，“国民党左派”将这仨人纳入“联席会议”，目的就是为了借助他们的实力来与自己抗衡。
此时，蒋介石开始有点懊悔自己是弄巧成拙了，不该提议“国民政府”移至鄂省，以至于促成了“国民党左派”与军界要人的结盟。但事已之此、悔之何用？只得另想办法应对。
不久，谭延闿、张静江、顾孟余、何香凝、丁惟汾等人也离开广州前往武昌；途经江西时，于十二月三十日到达南昌。
蒋介石正为武汉组建“联席会议”之事而心中不乐，忽见谭延闿、张静江一行人到来，倒让他想到了一个办法。
因为，自己是“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张静江是“代主席”，而谭延闿是“国民政府代主席”；现在仨人都在南昌了，而汪精卫尚未回国；凭着仨人的地位，完全有权力在党内发号施令。
于是，翌年一月三日，蒋介石召集张静江、谭延闿及在南昌的几名国民党中执委员，开了个“国民党中执委第六次临时会议”。
会后，《通告》声称：“为军事与政治发展便利起见，决定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暂驻南昌；待三月一日在南昌召开‘二届三中全会’，决定新都驻在地后，再行迁移。”
接着，蒋介石又在南昌设立了“中央党部临时办事处”；并以“国民党中央党部”的名义《通知》“在武汉成立‘政治会议武汉分会’，将宋庆龄、徐谦、宋子、孙科、陈友仁、蒋作宾等十三人列为‘分会委员’”；同时，由邓演达等五人组成“湖北省政府”，欲以此取代“联席会议”。
就这样，蒋介石对于由他自己提议的“移至鄂省”食言了，并断绝否定了国民党中央在广州召开的“联席会议”上所已做出的“迁都武汉”的《决议》；言下之意是“要将‘国民政府’迁至南昌”，以受他控制。
蒋介石如此一意孤行已显现了其野心，已在武汉了的“国民党左派”当然不愿迁就于他。
而因，此时的国民党还遵循着“以多数决定《议案》”的民主制；所以，南昌的“国民党中执委临时会议”虽然是由“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蒋介石主持召开的，但因当时在南昌的“国民党中执委员”仅有蒋介石、谭延闿、朱培德、丁惟汾、李烈钧、张静江、何香凝、陈果夫等为数不多的几个人，不足可召开国民党中执委会议的法定人数。
故而，在武汉的“国民党左派”没予认可，对其所做出的所谓《决议》也就没予执行。
而一直扶植蒋介石的鲍罗廷，此时也对蒋介石产生了看法，担心若是依从了他将“国民政府”移至南昌，恐会助长了他的野心，以至于导致蒋介石实施独裁；故而，也竭力主张应将“国民政府”设在武汉。
于是，宋庆龄领衔《致电》蒋介石，反对其“图谋‘迁都’南昌”。
蒋介石见自己的《决议》遭到了武汉方面的抵制，心中很不高兴但却无奈。
见了宋庆龄的来《电》后，更令他汗颜了。
因为，宋庆龄是前总理孙中山的遗孀，其所言影响力之大，蒋介石岂敢莫视？何况，《电》中，国民革命军的几位军长都列名其中，更令蒋介石感到了巨大的压力。
然而，蒋介石仍不甘心；他见硬的一手不灵，遂打算来软的。
于是，翌年一月十二日，蒋介石偕同彭****、顾孟余、何香凝等人抵达武汉，欲与鲍罗廷、徐谦商洽，以促使他们能接受自己的《决议》。
“武汉国民政府”见蒋介石前来，倒是表示了欢迎，并为他举办了欢迎宴会；只是，因双方已存隔阂，宴会的气氛也就显得有点异样而不甚融洽。
宴会上，鲍罗廷犹豫再三后，终于忍不住道：“今日能在此宴会，确实得庆幸；但诸位可知，这靠的是什么？当然，‘北伐军’将士浴血奋战功不可没；但主要还应归功于贵党前总理孙先生倡导的‘联俄、联共、扶持农工’三大政策；试想，若没有苏联政府的无私援助、没有即中＊共＊的全力配合、没有‘工、农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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