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工人举行罢工及起义的宗旨都是为了配合“国民革命军”的“北伐”；但因是由中＊共＊领导，蒋介石非但不支持且绝不允许。
因为，若是起义成功，岂不让中＊共＊占了地盘？有资本与自己抗衡了，这如何了得？
因此，二月二十一日，蒋介石就在南昌北伐军总司令部扬言：“中国革命必须由国民党领导，中＊共＊只是革命势力中一部分，一切行动均须服从于国民党；我是国民党的领袖，中＊共＊若擅自行动，我有干涉和制裁的责任与权力。”
此时，蒋介石对于中＊共＊更是担心与害怕了，他不想看到一个有理想、有目标、有纲领、有组织的政党再掌有武装与地盘；否则，就会后患无穷、追悔莫及。
何况，中＊共＊已在四川成功地领导了一次“泸顺起义”；而武汉“国民政府”对于“泸顺起义”却是放纵默认了，以使中＊共＊可堂而皇之地占据地盘。
虽，“泸顺起义军”已得到武汉“国民政府”的承认并被正名了；但在蒋介石看来，这却仍是不能容忍的**领导的队伍。
想到此，蒋介石这才觉到了问题严重，不可再掉以轻心、不当会事。
于是，蒋介石即以“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的名义《密令》原“四川军阀”、现已改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一军军长刘湘：“境内共党，切勿姑息放纵。”
蒋介石此举，一则是想借刘湘之手镇压中＊共＊及其领导的“泸顺起义”；同时，也想通过此举把刘湘拉拢为己所用，从而将四川控在自己掌中。
而刘湘虽然与起义军暂时相安无事，但“泸顺起义军”总是如同一块磐石一直压在他的心头，令他感到很不舒服。
得了蒋介石的《密令》后，刘湘终于心中有底了；因为，蒋介石的意思已十分明了，就是要他放手镇压中＊共＊领导的“泸顺起义军”，这正是刘湘巴不得已的。
而在刘湘的心目中，四川这块地盘应该是属于他的；有道是“卧榻之旁、岂容睡虎”，他刘湘也怎能让中＊共＊在自己的地盘上驻足？于是，刘湘心领神会地就着手准备、磨刀霍霍、伺机动手了。
蒋介石《密令》刘湘的同时，自己则在江西率先动手了。
此前，蒋介石已《任命》李烈钧为“江西省长”、何应钦为“浙江省长”；从而，将江西与浙江控在了自己手中。
但因，此时的江西随着“北伐”的进展，由中＊共＊领导的“工、农运动”搞得红红火火，蒋介石当然不允许这些所谓的“赤潮”在已属于他了的地盘上泛滥。
于是，三月六日，蒋介石指使驻扎在赣州的第一军新编第一师党代表兼赣州警备司令倪公辅派人将中＊共＊赣州特别支部书记兼江西省总工会副委员长陈赞贤绑架，以逼迫他签字解散赣州总工会；然因，遭到陈赞贤的严辞拒绝，倪公辅即把他杀害了。
从而，拉开了镇压“工、农运动”并屠杀中＊共＊党员的序幕。
蒋介石的举动，令“国民党左派”震惊了。
此前，蒋介石千方百计地对中＊共＊实施排挤打压，已令“国民党左派”甚抱不平；而今，又指使倪公辅杀害陈赞贤，开始镇压“工、农运动”了；并致《函》徐谦要求“解聘鲍罗廷”，以破坏“国民政府”与苏联政府间的关系。
蒋介石的这一切所为，分明是与前总理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背道而驰了。
而蒋介石之所以敢如此胆大妄为，藉的是他掌有“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军事委员会主席及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等要职，无人能奈何他了的缘故。
此前，武汉“国民政府”曾打算《任命》朱培德为“江西省长”，但却被蒋介石抢先《任命》了“西山派”人士李烈钧；从中，蒋介石目空一切欲凌驾于“国民政”与党中央之上、及欲与“国民党右派”勾结的态势已显见。
对此，徐谦感到了情况严重，急将在宜昌的吴玉章召回商议，并将蒋介石要求“解聘鲍罗廷”的《电函》出示。
吴玉章认为：“这不仅是鲍罗廷个人的去留问题，而是蒋介石对武汉‘国民政府’的蔑视并欲凌驾于党中央与中央政府之上；再下去就要搞独裁了，绝不可等闲视之。”
徐谦觉得言之有理，遂召集在武汉的“国民党左派”会议，以研究对策。
会上，时任国民党汉口特别市党部执行委员兼宣传部长宛希俨指出：“现在，党已经出现了危机，有抛弃民主集中制而搞独裁的趋势，这种现象不能再让它继续下去了。”
与会者皆有同感，都认为应与蒋介石作针锋相对的斗争，不能任由他再飞横跋扈、独断专行。只是，汪精卫尚未回国，无人能制约他，这该如何是好？
最后，决定“尽快召开‘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以利用“国民党左派”在中央机构中占有人数上的优势，重新制订国民党中央的领导体制，以对蒋介石有所约束。而在全会召开前，则须“发动党内同仁营造舆论，对蒋介石以谴责”。
为此，又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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