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谦、吴玉章、邓演达、孙科、顾孟余等五人组成了一个“行动委员会”以指导工作。
会后，一片“恢复党权、反对独裁”的声音随即响起。
二月十一日，汉口《民国日报》的《社论》严肃提出：“恢复党权已势在必行，要使党真正成为最高权力机构，必须整顿党的组织、严肃党的纪律、扩大党的威信。”
而孙中山的儿子、时任国民党常务委员兼国民政府常务委员孙科更是直言：“‘二届二中全会’变更党章规定，设立常务委员会主席，这在政治上犹如是一国的大总统，在党务上犹如是一党的总理；如此职位让蒋介石把持了，终有一天他会要做皇帝的。”
孙科之言可谓锋芒毕露，矛头直指蒋介石。
因孙科有其特殊身份，他这么一，许多党内同仁随即呼应；于是，一场俗称“恢复党权”的运动在国民党内展开了。
接着，经过一番筹备后，“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在一片要求“恢复党权”的呼声中，终于一九二七年三月十日在汉口召开了。
因为，这次会议是在“恢复党权”的强力诉求下召开的，且由“国民党左派”筹办，故令蒋介石很不好受、欲加抵制；于是，蒋介石自己及张静江等一批亲信都没有参加。
然而，时任国民政府代主席的谭延闿与何香凝等人与蒋介石发生了分歧，离开南昌去往武汉出席会议了
如此一来，“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更是由“国民党左派”唱主角了。
“国民党左派”为了修复与中＊共＊的关系，还决定在这次全会上恢复中＊共＊党员在国民党中央机构中的地位；于是，曾是国民党中执委员或候补委员的林伯渠、毛＊泽＊东＊等人也来到武汉与会。
曾任国民政府宣传部代部长的毛＊泽＊东＊，因在“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上受到蒋介石的排挤，离开广州后回到湖南。
不久，“国民政府”举兵“北伐”；随着“北伐”的进展，由中＊共＊领导的“农民运动”也在全国各地迅猛发展。
于是，由贫苦农民组成的农民协会很快遍布了“粤、湘、鄂、赣”等全国十七个省的二百多个县，共有协会会员近千万人；“农民运动”配合“北伐战争”在全国各地轰轰烈烈地开展，已成为一股令人震撼、不可觑的力量。
在此期间，毛＊泽＊东＊考察了湖南的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等五个县的农民运动，并写成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毛＊泽＊东＊在《考察报告》中提出了一个尚没引起大家注重的问题，即“中国的民主革命不能忽视农民问题”；并以大量考察的证据，科学地分析了中国农民各个阶层的现状；从而，论证了“农民在中国民主革命中可发挥的伟大作用”，并指出“农村革命是农民阶级推翻封建地主阶级的权力的革命。农民若不用极大的力量，决不能推翻几千年根深蒂固的地主权力。农村中须有一个大的革命热潮，才能鼓动成千成万的群众，形成一个大的力量。”
同时，毛＊泽＊东＊还认定在农村建立革命政权和农民武装的必要性。
毛＊泽＊东＊完成这篇《考察报告》后，正好“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召开；于是，他就带了这部重要著作来参加会议。
然而，陈独秀对于毛＊泽＊东＊的《考察报告》却不以为然，倒是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负责宣传工作的瞿秋白对毛＊泽＊东＊的这篇章十分重视。
于是，瞿秋白在其主编的中＊共＊中央机关刊物《向导》周刊上发表了这篇章的前两章；并亲自作了《序》，言：“中国革命家都要代表三万万九千万农民话做事，到战线去奋斗，毛＊泽＊东＊不过开始罢了。中国的革命者个个都应当读一读毛＊泽＊东＊这本书。”
此后，从三月五日起，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先后在中＊共＊湖南区委机关报《战士》周报、汉口《民国日报》、《湖南民报》上连载。
后来，连共产国际机关刊物《共产国际》的俄版、英版以及《革命东方》杂志，也都先后将这篇《考察报告》进行了译载，并写了编者按：“在迄今为止的介绍中国农村状况的英版刊物中，这篇报道最为清晰。”
而在“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八次扩大全会”上，时任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布哈林也提到了毛＊泽＊东＊的这篇《考察报告》，并给予了很好的评介：“报告写得极为出色，很有意思，而且反映了生活，提到的农村中的各种口号也令人很感兴趣。”
能在共产国际得到如此的肯定与好评，毛＊泽＊东＊应算是中国的第一人。
如此，毛＊泽＊东＊的《考察报告》这才引起了中＊共＊党内同志的关注，并为后来的中国革命从“旧民主主义”转向“新民主主义”奠定了理论基础。
且，蒋介石见自己的抵制不起作用；“国民党左派”仍坚持在汉口召开“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并打算恢复中＊共＊党员在国民党中央机构中的职务；这无异于否定了他在“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上提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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