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系密切的人不能进入中央机构”，这无疑又是针对汪精卫等人的。
汪精卫再也忍不住了，“谈话会”大有谈崩而不能继续的可能。
这下，倒是让李宗仁也急了，即以“既往不咎”调停。
孙科为化解矛盾，则提议：“成立‘国民党中央特别委员会’简称‘特委会’”，以代行“中央”职权。特委会成员由“宁、汉、沪”三方共同推定，务求权益均等。
孙科的提议得到了大家的一致赞同，这才平息了争执。
于是，进而议定：“‘中央特委会’组成后，原‘中央政治会议’即自行撤销。”而在“国民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召开前，“中央特委会”为国民党的“最高执行机关”。
接着，由“宁、汉、沪”三方共同推定“中央特委会”成员；结果，参与“谈话会”的各方代表均当选为了“中央特委会”的“委员”或“候补委员”，未到会的蒋介石、胡汉民、李济深、白崇禧、何应钦、冯玉祥、阎锡山、唐生智、黄绍竑等人均当选。
如此，“宁、汉、沪”三方的政要都进入了“中央特委会”，表面上看国民党是统一与团结了；但是，明眼人谁都看得出，这其实是一个政治大拼盘，统一与团结的表面下仍充满着党内各派之间难以调和的矛盾与危机。
果然，“谈话会”后，汪精卫即悄悄地溜走了，看似一团和气了的国民党立即就又显现出了裂痕。
因为，汪精卫本是为了当“党魁”才来宁、并屈尊赴沪的；但想不到，到了南京与上海后，却遭到“西山会议派”如此刻薄的指责、并被迫宣布“下野”，这简直是羞辱，令他如何受得了？
而设立“中央特委会”后，“武汉国民政府”被取消，自己只挂了个有名无实的“中央特委会委员”的衔头；失去了许多，却什么好处也没捞到，可谓是偷鸡不着反蚀米。
而李宗仁的“桂系”与本已过气了的“西山会议派”却都有许多人进入了“中央特委会”，倒是让他们捞足了好处；非但能与自己并起、并坐，其在“中央特委会”中的势力甚至于压倒了自己。对此，汪精卫越想越觉得不是滋味。
于是，汪精卫一气之下、离开南京上庐山去养病了。
而此时的李宗仁，见“中央特委会”已决定“‘宁、汉合并’后的‘国民政府’定都南京；而现在，蒋介石已‘下野’离宁，汪精卫也步蒋介石的后尘了，胡汉民还在‘摆俏’不愿来宁，而冯玉祥、阎锡山等人远在‘豫、晋’不会南下；看来，在南京城中有实力能左右政局的唯有‘桂系’了。可见，在这场‘宁、汉合并’的政治博弈中，他的‘桂系’必是最大的赢家”。
因此，李宗仁虽然明白汪精卫是负气离去，但他已顾不了那多，打定主意要将这盘已开局了的棋走完。
而谭延闿、孙科、朱培德、程潜等人，一心只想着“宁、汉”能重归于好；现在，“宁、汉”双方终于能坐到一起了，在他们看来这无疑是个好的转机，“宁、汉合并”是势在必行，谁都不愿半途而废；特别是孙科，成立“中央特委会”的建议是他提的，更不愿其“短命夭折”。
因此，他们也都顾不得汪精卫的态度了；谁都不想再随汪精卫回武汉，倒是打算与李宗仁合作到底，务必要使“宁、汉合流”事成。
而本已沉寂多时了的“西山会议派”，见“宁、汉合流”正是自己“东山再起”的极佳机会，当然也不想错过；何况，汪精卫已被气走，憋了多时的气算是出了，也就不想再在其他细枝末节上纠缠不放；因此，同样顾不了胡汉民的反对，倒是都愿意帮李宗仁实现“宁、汉合流”的夙愿，以便各自能从中捞取好处。
于是，九月十六日，在蒋介石、汪精卫、胡汉民仨人都没到场的情况下，“中央特别委员会”在南京举行了“第一次会议”。
这次会议，倒是决定“在‘中央特别委员会’内增设‘常务委员会’”，以完整机构；且由汪精卫、蔡元培、谢持等仨人为“常务委员”，欲以此为诱饵将汪精卫招回。
不过，因“中央特别委员会”实现的是“委员会制”，凡事都得由“委员会”集体审定；汪精卫虽名为“常委”，却不再如前独尊了；因此，这才给了他这么个虚衔。
然而，已离宁了的汪精卫，其实已不再稀罕这个虚名了；因此，他并不令情、也就没有接受。
接着，“中央特别委员会”又改组了“国民政府”和“军事委员会”。
“国民政府”由四十七名委员组成，汪精卫、胡汉民、李烈钧、蔡元培、谭延闿等五人为常务委员。而由六十七人组成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中，又设置了由蒋介石、汪精卫、胡汉民、谭延闿、唐生智、杨树庄、李宗仁、白崇禧、李济深、何应钦、冯玉祥、阎锡山、程潜、朱培德、李鸣钟等十五人组成的主席团，其中李宗仁、李济深、李鸣钟、何应钦、杨树庄、阎锡山、胡汉民等七人为“主席团常务委”。
同时，其他政府机也随即确定。如此，新的“国民政府”框架算是搭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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