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定了肃顺等八人后，虽然消除了对其弟奕訢的担心；但不知怎的，心中仍有疑虑。
其实，此时的咸丰皇帝已是对谁都不放心了；他同样忧虑肃顺等人或许也会居心叵测而不臣，甚至矫《诏》害君；所以，咸丰皇帝觉得，对于顾名八臣也该有些防患措施。
于是，他又命人刻了一枚书有同道堂三字的玉玺，交由皇儿载淳掌管。并规定，任何《诏》书均须盖有御赏章作起印、同道堂章作讫印后方为有效，否则即为矫《诏》，任何企图都将落空。而此两枚玉玺分别由皇后钮钴禄氏与幼主载淳掌管，断难同时取得；所以，若想矫《诏》害君，也就如痴人梦语掩耳盗铃了。如此，即使顾名八臣中有人胆敢萌生异心也难成事。
咸丰皇帝安排好这一切后，自以为已是天衣无缝，可以放心地撤手了。于是，咸丰十一年七月十六日，咸丰皇帝在松鹤斋寝宫中召见了选定的八人，当面托付赞襄之事。
这几天，肃顺也正为此事忧心。虽然，皇上已两次拒绝了恭亲王奕訢的《奏》请，这似乎意味着皇上已将恭亲王排除在顾命大臣的人选之外了。
然而，他仍担心着皇上或许会改变主意而从新召见奕訢，那就意味着辅政大权将落于恭亲王之手。若果真如此，自己的一切努力都将付诸东流，后果不堪设想。可谁知，几天后，咸丰皇帝忽然召见他了；此时，肃顺已觉到，皇上的召见必定是有关辅政之事；于是，赶紧兴冲冲地赶往应召。
肃顺急步走进皇上的寝宫，只见几名御医正忙碌着在给皇上把脉用药；而皇上已显得十分虚弱无力，连连的咳嗽咯血。肃顺侍立于傍，不敢声张。
不一会，怡亲王载垣等七人也相继赶到。众人面面相觑一会后，已都心知肚明，皆无声息地侍立于咸丰皇帝的病榻前。
此时，肃顺的心事算是已放下了一半；因为，他知道，皇上今日召见，必定是要托孤于他们了，这正是他梦寐以求了多日的事。而大清皇上托孤常爱用顾命八臣；眼前应召而至的正好是八人，似已足数；且可见皇上真的已是决定将恭亲王奕訢排除于外了，甚至于连军机处五名大臣中唯一敢于违拗他的户部左侍郎祥也不在其例。
此两人的被排除，对他来无疑是件好事；看来，自己的担心已属多余了。因为，眼前的这八人；怡亲王载垣与郑亲王端华，本来就是肃顺一伙的哥们；虽然两人的爵位比他高，但一旦遇事都得倚重他。而其他四位军机大臣，对于他肃顺全都是唯唯诺诺言听计从任由他摆布，也就更不在话下。唯有御前大臣景寿，倒是贵为道光皇帝的驸马爷；但此人敦厚老实毫无主见很容易对付，不必太放在心上；而且，估计皇上将景寿列入，或许正是为了排斥恭亲王奕訢而作的刻意安排，以此堵住皇家帝胤们的嘴，宁息不平与怨怼之情；同时，也凑足了八人之数。看来，除此别无他意。肃顺思及至此，也就无所顾忌了。
果然，御医们在给咸丰皇帝服下了一碗汤药，咳嗽稍微缓了些后；咸丰皇帝即把众人召到龙床前，有气无力地道出托孤之言，嘱托八大臣要尽心辅佐幼主，八人赶紧俯伏于地连声喏喏。
领受皇上当面托孤，八大臣心中自然甚感荣幸了；然而，庆幸之余，肃顺还是多了一个心眼，他请求皇上亲笔《诏》书以示郑重。
然而，此时的咸丰皇帝已是病重得不能提笔；于是，咸丰皇帝口授，由太仆寺少卿焦佑瀛辑录成《诏》。
《诏》曰：“咸丰十一年七月十六日，奉朱谕：皇长子御名载淳，着立为皇太子。特谕。”
肃顺觉得这份《诏》书达意不全，于是又叫礼部右侍郎杜翰另拟了一份，添加了诸如“派载垣、端华、景寿、肃顺、穆荫、匡源、杜翰、焦佑瀛尽心辅弼，赞襄一切政务”等字。
肃顺方才觉得可以了，遂将新拟的《诏》书呈于皇上审阅。
但此时的咸丰皇帝已是奄奄一息，只顾咳嗽，根本再没有精力审阅《诏》书；任由肃顺等人怎么修改杜撰，他都已无力指正了。
就这样，后一份《诏》书依照肃顺的意图撰就颁布，并且堂堂正正的盖上了御赏章。肃顺接过《诏》书又细阅了几遍，见一切已如自己所愿，也就放心地欣然受命了。只是，肃顺并不知道咸丰皇帝另有一枚同道堂章交予太子载淳掌管着，从而犯下了一个不可弥补的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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