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回香港，又先后入拔萃书屋、中央书院、香港西医书院攻读。孙天资聪颖，一**二年七月以首届毕业生中第二的优异成绩从香港西医书院毕业，并获香港总督威廉·罗便臣的亲自颁奖。之后，即在澳门、广州等地行医。
孙仁德博爱胸怀大志，常以拯救黎民振兴中华为己任；目睹满清皇朝不顾民间疾苦却大肆铺张奢华成风，忍不住欲振臂竭呼。但见朝中尚有以李鸿章为代表的洋务派逆流而为，欲扶大厦于将倾；因此，对李鸿章等人尚存一丝希望。然而，洋务派虽也欲振兴中华，却忽视了应注重的民生之根本。故而，孙写下了洋洋近万字的《上李鸿章书》，欲通过盛宣怀面呈李鸿章以振聋发聩。
孙在《上李鸿章书》中有言：“窃尝深维欧洲富强之本，不尽在于船坚炮利、垒固兵强，而在于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此四事者，富强之大经，治国之大本也。我国家欲恢扩宏图，勤求远略，仿行西法以筹自强，而不急于此四者，徒惟坚船利炮之是务，是舍本而图末也。”又言：“夫人能尽其才则百事兴，地能尽其利则民食足，物能尽其用则材力丰，货能畅其流则财源裕。四者既得，然后修我政理，宏我规模，治我军实，保我藩邦，欧洲其能匹哉！”再言：“方今伏莽时闻，灾荒频见，完善之地已形觅食之艰，凶患之区难免流离之祸，是丰年不免于冻馁，而荒岁必至于死亡。由斯而往，其势必至日甚一日，不急挽救，岂能无忧？夫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不足食胡以养民？不养民胡以立国？”
孙的这篇《上李鸿章书》可谓是呕心沥血之作，其忧国忧民之心跃然纸上，治国方略之语坦言无遗。
盛宣怀阅后觉得是难得的经论，这才兴冲冲的赶去向李鸿章推荐。然而，李鸿章却不以为然，连所呈之《书》都没瞧上一眼就挡回去了。
孙吃了闭门羹，心中甚是怏怏。
孙前往天津向李鸿章呈《上书》时，曾在上海结识了一位中国籍的牧师宋耀如。宋耀如，原名韩教准，广东海南昌人；其父韩鸿翼是一名为人仁厚的商人，因办赈务几乎耗尽了积资；后来，又不幸染疾中年早逝，致使家境日渐窘迫；家母迫于生计就将其过嗣给了在海外经营丝茶生意的舅父，遂更姓改名为“宋耀如”。此后，宋耀如就随舅父到了美国的波士顿。
宋耀如从田纳西州的万德毕尔特大学神学院毕业后，即以牧师的身份回到中国传教。传教之余，宋耀如还通过经商自筹了一笔资金，在上海七宝镇创办了一所教会学堂、一个儿童乐园及一间医药所。此间，经人介绍，宋耀如结识了孙。
因宋耀如热衷于民主与自由，对为解放黑奴而奉献终生的美国总统林肯十分崇拜；所以，两人甚是言投意合相见恨晚，从此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此时，宋耀如见孙受挫，就帮其将《上李鸿章书》以短论形式在美国传教士林乐知主编的《万国公报》上发表了；从而，孙的主张遂为国人所知，其名声也远播海内了。
但是，胸怀大志的孙岂满足于此；遭此挫折后，觉得自己有心补天却是报国无门；于是，怀着一颗赤诚之心和满腔激情离开了大清朝的红尘之地，漂泊海外远走他乡另觅救国之道了。
而大清朝的一班老朽们谁也没有觉察到，看似沉寂的中华大地上已有一股能摧枯拉朽的热潮正在酝酿之中，并冉冉升起即将涌动喷发。
而老朽们却仍忘乎所以地继续我行我素，忙着准备为垂暮之年的老佛爷庆寿，而将已经千疮百孔了的大清朝的破龙船慢慢地推向毁灭的深渊。
一**四年，正在清皇朝紧锣密鼓地准备为慈禧太后庆贺六旬寿诞的前夕；朝鲜国却又节外生枝地闹出了个金玉均被刺事件，由此引发了中日之间的意外冲突。
原来，在朝鲜发动甲申政变的开化派主谋金玉均，政变失败后逃亡了日本。
金玉均流亡日本后仍不死心，第二年在日本大井宪太郎的帮助下又策划了一场企图谋刺朝鲜政要的大阪事件，因事情败露而未遂。为此，朝鲜政府要求日本将其引渡，却遭到了拒绝。
于是，袁世凯向朝鲜国王李熙献计进行暗杀；高宗李熙依计行事，即密令金玉均的学生、内卫门主事池运永赴日本行刺，但因日本政府对金玉均保护甚严而行刺未成。
尔后，李熙又命朝鲜驻日本代理公使李逸植再次执行暗杀，但李逸植见在日本急切难以下手正一筹莫展。忽然，遇到从法国留学归来途经东京的洪钟宇；洪钟宇知遇于李逸植，现在见到他有事为难，也就自告奋勇地愿意帮忙。
于是，洪钟宇设法找到并接近了金玉均；当知道金玉均与大清朝李鸿章之子、曾任驻日公使的李经方颇有交情时，洪钟宇就故意向金玉均建言：“你在日本不安全，何不到中国去投奔李经方？”
因为，金玉均在日本已遭遇过被行刺；所以，听取了洪钟宇的建议。于是，一**四年三月，化名“岩田和三”的金玉均以日本人的身份在洪钟宇等人的陪同下，离开日本神户抵达上海，下榻于东和客店。
金玉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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