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不成功则成仁。”闻者敬其敢敢为，无不动容。
唐才常回国后，考虑到维新派曾与洋务派有过合作；所以，选择了被洋务派掌控的长江流域作为活动据点。
且其时，正值义和团滋事而招致列强借口侵华，掌有地方实权的洋务派正力图东南自保；于是，唐才常也适时地在上海英租界内成立了个自立会，取“保全中国自立”之意。接着，邀集容闳、严复等社会名流在上海张园会议，欲实施中国式的议会，并推举容闳为议长、严复为副议长、唐才常为总干事。后因与会者意见相左而此议不成，唐才常只得自树一帜了，并着手在自立会的基础上扩充队伍伺机而动。
且，就在唐才常回国准备在长江流域举事的时候；孙中山也觉到了清皇朝在列强的威迫下已摇摇欲坠，欲推翻满清的**统治而创建共和已是其时。
于是，决定在广东等地再次举行起义，以创建共和国；同时，也是对在长江流域准备举事的唐才常一种策应。
其时，长江流域与珠江三角洲有不少民间的会社活动，且皆对**的清皇朝不满。
在珠江三角洲异常活跃的三合会更是明确主张“反清复明”，这与兴中会的宗旨相近；于是，孙中山觉得可资利用。因孙中山早期与三合会有过接触，且其同窗、广东惠州人郑士良是当地三合会的首领。
一直来，郑士良对孙中山十分折服并赞同其革命主张，曾言：“日后可发动会党参加先生领导的起义。”
于是，孙中山与郑士良进行了联络并将其吸纳过来，同时被吸纳的还有部分哥老会；于是，兴中会组织扩充了，遂决定更名为“兴汉会”。
因原兴中会会长杨衢云广州起义失败后逃往南洋，虽经辗转南非、印度等地后也到了日本，但已于一九○○年一月辞去了会长之职；于是，兴中会和三合会、哥老会代表在香港开会，共推孙中山为兴汉会会长。
兴汉会成立后，即开始筹划起义之事；因起义需要有足够的粮饷军械，而当时的兴汉会却缺资金可取用；所以，孙中山只得利用各国政界中一些友人的特殊关系谋求支持；于是，孙中山就为此而奔波忙碌了。
正在兴汉会紧锣密鼓地筹划起义之时，孙中山忽然收到其同乡、李鸿章的幕僚刘学询“邀其赴粤，共商国事”的来函。
原来，香港总督卜力爵士欲将两广纳入英国的势力范围，竭力鼓动时任两广总督的李鸿章，可与孙中山合作；趁机脱离清皇朝，在两广建立**政权。
李鸿章的幕僚刘学询探知此情后，即函告孙中山并促其速赴粤。
孙中山将信将疑，不信李鸿章有此魄力；但又觉得，若此举果能有成，不流血而创共和，乃华夏之大幸，故不妨一试。
然而，此时的李鸿章，虽然面对的是变幻莫测的政局，但却仍效忠于清庭；东南互保乃是不得已而为之，欲要他脱离清庭而自立却是不愿为。因此，对于卜力爵士的劝却无动于衷，只是没有明确拒绝罢了。
最后，在卜力爵士的一再撮合下，李鸿章才答应与孙中山见上一面。
于是，七月十七日，李鸿章乘招商局的安平号轮抵达香港；同时，孙中山在宫崎寅藏、平山周等人的陪同下搭乘日本商船佐渡丸号也如期到达。
其实，此时的李鸿章已接到了慈禧太后调其回任直隶总督、并授权其与列强谈判的《诏》书。
李鸿章接《诏》后，决定临危受命立即北上。
所以，李鸿章的香港之行，已无意于两广**，无非是礼节性的向卜力爵士辞行而已；可能的话，倒是想服孙中山效忠清庭，这才是他愿意与孙中山见上一面的真实意愿。
而孙中山对于李鸿章也不抱多大希望，因此赴港时也做好了两手准备。若能促成两广**，当然是好事一宗；而一旦谈判破裂，就趁机在广州起义。
但谁知，因香港总督府曾对孙中山发过《驱逐令》；卜力爵士虽然有意促成孙中山与李鸿章晤谈，但却忘了解除对孙中山的《驱逐令》；所以，孙中山到达香港后，却未被准予入港。
因此，孙中山与李鸿章虽然都抵达香港，但却未能谋面。
不过，因两人所谋本是南辕北辙，未能谋面也就都显得无所谓。
因此，李鸿章在香港只逗留了一晚；第二天，就又乘坐安平号轮驶离香港顾自北上赴任去了，所谓的两广**之事也就不了了之。
且，孙中山在东南忙碌的同时，唐才常的自立会在长江流域的活动也在紧张的进行中。
然而，自立会的活动早已被湖广总督张之洞察觉，只因时局混乱前景莫测故而权作不知。
而康有为以为张之洞是洋务派旗手，且国难时期当有合作的可能。于是，指使唐才常劝张之洞；也希图能策动他脱离由慈禧太后等守旧派把持的清皇朝，而在长江流域建立所谓的东南自立之国；拥戴并设法营救光绪皇帝，从而让光绪皇帝复位，以立千古功勋。
然而，张之洞权衡利弊后却觉得维新派的想法甚是幼稚，但又
本章未完，请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