并也言及“怀挟巨资，用于公务仅十之一”等词，矛头指责孙中山。
同时，又传出了“孙中山将同盟会的钱给他的胞兄孙眉在九龙建造私宅了”等流言。
远在法国的张继闻知流言后信以为真，则致电孙中山，直言要他“知耻识廉，退隐山林”。于是，同盟会内部又引发了新一轮的倒孙风潮。
这股倒孙风潮对孙中山的杀伤力确实很重，简直使孙中山感到有口难辩了。
然而，孙中山并没有被击倒；他回函张继，拒绝了无理的指责与要求。
而在巴黎办《新世纪》的吴敬恒撰作了公道的评判后，言：“志士同仁，不可为亲者痛、仇者快之行。”
而黄兴则又断然拒绝了陶成章等**罢免孙中山的要求，并告诫同仁：“不可同室操戈，应同心协力，共谋大业。”
同时，为了澄清事实，同盟会本部特意派人赴九龙调查孙中山胞兄的情况。结果发现，孙中山胞兄孙眉根本没有在九龙建新宅之举，仍住在几间破旧的老屋中；同时了解到，孙眉早年在檀香山经营农牧业时，为支持胞弟的事业，曾变卖了所养的千余头牲畜，用于认购孙中山为了同盟会在国内起义所需资金而发放的债券。可见，孙家非但没有占用同盟会的经费，却为支持革命党的活动做出了不的贡献。至此，真实情况大白于天下了，对于孙中山的指责与诽谤也就不攻自破；于是，第二次倒孙风潮终于被平息下去。
但是，经此风潮后，同盟会内部的裂痕已经无法弥补。
且由于，联合前的光复会与同盟会在办会宗旨上本来就有分歧；此后，孙中山等人把精力全投放在南方各省，陶成章等人则着眼于江、浙一带；双方欲走的道路各异，难以合到一处。
于是，一九一○年二月十六日，章太炎、陶成章等人干脆在东京重组光复会；从此，与同盟会分道扬镳了。
而早期光复会的主要发起人、曾任会长的蔡元培，此时正在德国柏林的莱比锡大学潜心研究心理学、美学、哲学；虽然没有卷入这场倒孙风潮，但也不能左右陶成章等人的行为。直至一九一一年的辛亥革命爆发，在陈其美去电催促下，蔡元培才取道西伯利亚回国；其后，则在中华民国政府中任教育总长、北京大学校长、人学院院长、中央研究院院长等职，一直从事国民教育，故有“学界泰斗”之称。
而光复会重建后，章太炎任会长，陶成章任副会长；从此，**于同盟会而走自己的路了。
此后，许多光复会员相继回国，又在江、浙一带展开活动。辛亥革命时，倒是又与同盟会的武昌起义相呼应而一举将上海光复，为彻底推翻清皇朝也立下了汗马功劳。这些皆为后话，此先略提，容后缓叙。
且，陶成章等人向孙中山发难之时，同盟会在南方的活动仍在紧锣密鼓地进行中。
吸取了前几次起义失败的教训，孙中山等人也觉到了仅靠会党难以成事，也开始将目光转向了新军。
此时，全国已有十三镇的新军编练而成，分布于直、鲁、豫、闽、粤及长江流域各省。为编练新军，清政府又于一九○六年在天津办了北洋讲武堂，二年后在奉天又办了东北讲武堂，又过一年再在昆明办了云南陆军讲武堂。因此，新军中的许多中、下级军官大多是从早年的武备学堂及新办的三大讲武堂毕业，或从日本、德国的军校学成而归；这些年青军官都已接触过新的思潮，容易接受并响应革命党人的呼吁。
为此，同盟会在香港建立了负责指挥南方各省革命的总机关南方支部，胡汉民任支部长。
至宣统元年，广东新军计有步兵两个标、炮兵两个营，辎重兵、工程兵各一个营，另有巡防新军七个营，共约五千余人；但其中已有近三千人加入了同盟会，且有一些是标、营级的年青军官。
于是，胡汉民决定在广东新军中举行一次起义，并请黄兴来港指导起义。
不日，黄兴抵达香港，同行抵港的还有朱执信与赵声。
朱执信有广东高等学堂教员身份作掩护，可方便行动；赵声曾在广东新军中任第一标标统，后因上司怀疑免职离营，但熟悉新军事务利于举事。
三人到港后即与胡汉民等人谋划，最后决定由时任广东新军炮兵营管带倪映典具体负责广东新军中的起义发动工作，并将起义时间定于一九一○年二月二十四日即农历的元宵节。
为此，在香港专门设立了广州新军起义统筹部，而在广州天宫里港家园五号内又设立机关以作联络之用。
孙中山则给南方支部汇款二万，并致电鼓励。为保证起义成功，除倪映典加紧在新军中继续开展工作外，又命广东平远人姚雨平去策动巡防营，朱执信则与广州番禺人胡毅生去联络番禹、南海、顺德的民军一并举事；于是，“广东新军起义”就在周密筹划下秘密准备了。
然而，离起义日还有半月，却发生了一件意外的事。
起因是，新军二标二营士兵胡英元在城隍庙前的绣斋中定刻了一枚图章；二月九日的除夕夜，新军士兵结伴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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