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都督张凤翙、甘肃都督赵惟熙、新疆都督杨增新、四川都督尹昌衡、广东都督胡汉民、广西都督陆荣廷、云南都督蔡锷、贵州都督唐继尧，而湖北都督则由黎元洪兼任。
这些地方实权人物，有新任也有仍旧；有革命党人，也有北洋军阀，还有前清官僚，可算是大杂烩。不过，毕竟是经袁世凯任命，多数尚能听命于他；况且，中央机构已移至北京；所以，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已是操纵在了袁世凯的手中了。
与此同时，袁世凯特地任命黄兴为参谋总长，以示安抚。黄兴本来不想接受，但考虑到虽迁都北京了，南方却还有许多善后事要做，才受任了。
原来，辛亥革命成功，定都南京时，南方各省的许多民军以保卫临时政府的名都一窝蜂地拥到了南京。至今，南京城内还有来自各地的驻军七支，共二十六个师，号称三十万人。现在临时政府北迁了，已无必要再有如此多的军队驻于南京。但这些军队都是辛亥革命时追随革命党人起义的各地武装，因是源于各地的杂牌军而不愿受政府约束；且又自恃对革命有功，而伸手向政府要官要饷。有的因军饷无着，常引发士兵哗变及骚扰地方；所以，这些当时对于推翻满清皇朝起过一定作用的队伍，此时却成了政府不堪重负的包袱。
黄兴看在眼中急在心上，决定趁自己尚未离宁，帮政府处理好这件棘手的事，遂致函袁世凯表明心迹：“袁大总统命兴继任参谋总长，兴去意已定。然虑及南京城内，数万将士，亟待安置，刻不容缓；兴纵然怀归隐之志，却断不敢置之不顾，以负江南同胞之心。当须妥善处置，务使南方各军，布置得宜，各安其所。一俟布置大定，兴即行告退，以遂初志。”
而袁世凯将临时政府迁往北京后，也正担心着留在南京城内自己难以驾驭的数十万南军，若是被人利用了，无疑是对政府的一大潜在威胁。因此，袁世凯也正欲将这些军队裁撤掉，以免如同一块悬石终日令他提心吊胆。
但是，自己刚坐上临时大总统的宝座；若急于裁撤唯恐得罪了人，这才迟迟没下决心不敢明言。如今，黄兴替他道明了并欲实施，正中袁世凯的下怀。因此，袁世凯二话没即予同意，心想“早一日裁去，早一日安心”。于是，袁世凯依着黄兴所言，即下令设立南京留守公署交由黄兴主持。此时，奉蔡锷之命北伐的原广西副都督、时任第三军军长王芝祥尚留在南京；于是，成了黄兴的助理。
同时，袁世凯颁布了《南京留守条例》；宣布南京留守公署直隶于临时大总统，负有维持南京秩序的责任及整编南军的任务。而这“整编”两字，言下之意包含了裁撤；袁世凯鬼得很，故意没有明言；但明眼人一目了然，只是没被道破罢了。
黄兴受命后，却如接了个烫手山芋；南京城内的各军就都奔他而来，要官、要饷了。然而，南京留守公署只是个空架子，哪里有这多的官、饷可给？黄兴只好免为应付。
而刚成立的临时政府眼下是国库空虚捉襟见肘，实在没有足够的财力可供养如此庞大的军队。也就促使黄兴决定“除保留必要的守备部队外，将多余而不必要的部队全都裁撤”。
黄兴的这一决定，自然又得到了袁世凯的认可。于是，经过一番斟酌后；黄兴将来自广西的巡防军与赵恒惕部合并，组建成了一支名为模范军的第八师留守南京；而将其余各军全都大刀阔斧地裁撤掉，以让临时政府卸去这个沉重的包袱。
然而，要将这么多军队全都裁撤谈何容易；因为，这些军队在辛亥革命推翻满清皇朝中毕竟是起过作用的；若真要裁撤，也得给将士们一笔像样的遣散费，让他们能心情舒畅地走；否则，岂不让人觉得是过河拆桥卸磨杀驴？如此，定会寒了众将士之心，非但难达目的还会生乱。
因此，黄兴决定给每个被裁撤的将士发放优于以往一倍的遣散费，以示安抚。只是如此一来，临时政府就得支付一笔数字惊人的遣散费。但思绪再三后，黄兴觉得非如此不可，否则断难实现。于是，黄兴报请北京，向临时政府索要。
而此时的袁世凯只盼着能早日将南军裁撤掉，顾不得遣散费之巨而压手了；对于黄兴的索要巨额遣散费又大笔一挥即予批准，而筹措这笔巨款的压力就落到了刚上任的内阁总理唐绍仪肩上。
然而，此时的唐绍仪却是两手空空别无财源，他遇到的第一个难题就是缺钱。而刚从满清皇朝统治下解脱出来的华夏民族，百废待举处处都要用钱；国库中却空虚如洗，将南、北两京的库银加在一起也仅有数十万两，如何足用？而今，黄兴又提出了需巨额的遣散费，且不容拖沓；唐绍仪不知该从哪儿去筹措如此巨款以解眉之急，实令他叫苦不迭。
正在唐绍仪犯愁时，英、美、德、法四国公使见中国的局势开始趋缓，遂发函给袁世凯表示愿意向中国输出资本。
原来，早在清宣统年间，满清政府为了改良币制及振兴东三省，拟向列国借贷一千万两。
当时，即有英国的汇丰银行、法国的汇理银行、德国的德华银行、美国的花旗银行，组成了四国银行团合资签约来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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