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资。后来，因辛亥革命爆发，四国银行团中途缩手，给了四十万两的垫款之后便停贷了。而今，四国银行团卷土重来，正是临时政府求之不得。只是，四国银行团有个附加条件，要求中国政府给四国银行团以借款优先权。
袁世凯知道，自己的政府正寅吃卯粮地缺钱用；四国银行团愿意贷款，岂不是好事一桩？至于借款优先权，对他来无关紧要；于是，立即给四国公使回函答应所提要求，并指示唐绍仪行借贷之事。
而唐绍仪闻知四国银行团愿意贷款，也如释重负了。于是，临时政府决定向外举债；由唐绍仪代表临时政府与四国银行团洽商借贷，借贷额高达八千五百万两。
唐绍仪要求四国银行团在签《约》之前，先行垫付三百万两以解眉之急；四国银行团见有利可图，也就爽快地答应了。
唐绍仪拿到这笔钱后，正欲交予黄兴作遣散费。谁知，各省督府耳灵得很；于是，也纷纷找理由狮子大开口地向唐绍仪要钱，这一下可把唐绍仪又难住了。唐绍仪只得将已到手的钱分给了南京、武昌、上海等地勉强应付，但杯水车薪的仍不足用；而四国银行团已垫付了三百万，唐绍仪倒是觉得不便再开口，因此又患难了。
恰巧，比利时银行也瞄准了这个商机，主动提出愿以较低的利息向临时政府放贷，这无疑是帮了唐绍仪一个忙；于是，唐绍仪即与比利时银行签约，欲行借贷。
可是，谁知，四国银行团获知这个消息后，立即发来《照会》，指责“袁总统许诺四国银行团有借款优先权”；现在临时政府违背承诺，四国银行团就向袁世凯讨法了。
四国银行团的这一招果然厉害，袁世凯记起了确曾有过许诺而自知理亏；相比之下，比利时毕竟是国，袁世凯不愿为此得罪了英、美、德、法四国；于是，一面向四国银行团道歉，一面要唐绍仪终止向比利时银行借贷。
唐绍仪无奈，只得遵从袁世凯的命令，终止了与比利时银行的借贷关系；然后，又被迫转向与四国银行团交涉了。
就在唐绍仪再次向四国银行团借贷时，四国银行团却故意刁难了，责问：“原先只垫付三百万，现在为何要这么多了？”
唐绍仪虽然窝着一肚子气，但还是如实相告。
然而，当四国银行团闻知所要的钱是用于遣散军队时，却又提出了“要对这些钱的使用情况实施监督”；若是用于遣散军队，则须由“外**官前来监督”。
四国银行团的这一要求显得甚是无理，简直是在干涉中国内政了；唐绍仪深有受辱之感，心里很不是滋味，如何接受得了？于是，愤然离去，此项借贷也就陷入了僵局。?
唐绍仪回禀袁世凯，袁世凯缄默无语。
而国人闻悉后，倒是纷纷致电支持唐绍仪，指出：“列强如此，欲借监督财务之名，行监视军队之实；民国政府已非满清皇朝，断不可再屈从。”
有了国人撑腰，唐绍仪的底气足了；于是，唐绍仪打算放弃向外举债，而在国内发放公债以筹措所需资金；甚至于打算找一千名富商，强迫他们各购买一万元公债；如此，岂不就能筹措到一千万元的巨资了？眉之急即可缓解。
然而，唐绍仪的打算没能得到袁世凯的认可与支持；袁世凯唯恐如此做后，既得罪了列强而又得罪了富商。在他觉得，民国刚成立，亟须收拾民心；欲渡时艰，不能靠向民强征。政府需要钱，而国库空虚，只能向外举债。若真与四国银行团闹僵，那就什么事都难办了。现在政府是有求于人，只要能借贷到钱，别的不必过于计较。
于是，袁世凯撇开唐绍仪，派遣财政总长熊希龄去与四国银行团交涉，希望能打破僵局。
熊希龄知道这是个苦差，但职责所在无法推诿只得前往。好在，熊希龄处事圆滑多有点子；果然，熊希龄想出了一个折中方案，即“临时政府需要用钱时，先由财政部列出《清单》，交由双方派遣的核计员审核无误后，四国银行才予贷付”。
接着，熊希龄又凭三寸不烂之舌，居然将四国银行团的代表服了。因如此，须派人核计形若监督，四国银行团也就接受了，答应再予借贷；而不提监督与军队，没了明显的侵权与受辱感，国人也尚可接受而少了谴责声；熊希龄算是度过一关，免强将此事办妥了。
四国银行团挤走比利时银行后，日本正金银行、俄国道胜银行却接踵而来也欲分得一匙羹。两国还从中作梗，扬言：“中国政府所借的款项，不得用于蒙、满。”欲以此相威胁，要挟临时政府及四国银行团。
日、俄两国可不是比利时，四国银行团不敢抵制以免矛盾激化；于是，只好六方斡旋从中调停各自做出让步；结果，六国银行的代表在法国巴黎会议后相互妥协，四国银行团遂变成了六国银行团。
于是，临时政府又与六国银行团签订了借款协议。
临时政府从六国银行团借贷到钱后，包括裁撤在内的许多问题得以解决；但自此，临时政府背上了沉重的外债，其经济命脉操在了列强手中得任人摆布了。
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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