久，黄兴从临时政府得到钱后，将南京城内的三十万将士遣散；接着，即自行取消了南京留守公署，以兑现自己的诺言。袁世凯虚言挽留，黄兴却义无反顾地功成身退避居到上海去了。
孙中山与黄兴相继自去，袁世凯如释重负；然而，贷款风波却使袁世凯与唐绍仪这对多年的好友之间产生了隔阂。
唐绍仪认为，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建的内阁，应该是责任内阁；身为内阁总理的他既要对临时大总统负责，又要对四万万同胞负责。而且，既然组建了责任内阁，应按《临时约法》规定，凡事由内阁各部遵照宪法赋予的权限各司其职，临时大总统不该插手干涉。
然而，这么一来，临时大总统岂不成了一个虚位？一向视权如命的袁世凯怎甘如此？在他觉得，《临时约法》只可约束别人，岂能束缚于他？两人常因此而争执。
唐绍仪自认是袁世凯的老友，一旦遇有分歧即无所顾忌地与袁世凯争辩，有时甚至于当面批驳与指正，令袁世凯甚是尴尬而不爽。
所以，每当唐绍仪晋谒袁世凯时，袁世凯的左右便会悄悄议论：“唐总理又来教训大总统了。”
时间久了，袁世凯也开始忍耐不了；于是，故意道：“少川，我老了；今后，你当总统吧？！”
唐绍仪觉到了袁世凯的话中带刺，自此不敢复言，但双方已心存芥蒂。
而内阁中的段祺瑞、赵秉钧等原系北洋诸人，眼中仍只有袁大总统而无唐阁揆；加之，唐绍仪由蔡元培介绍加入同盟会后，更被北洋系人士视为了陌路。
此前，赵秉钧曾欲安插一些北洋系的亲信入阁为官，唐绍仪却以“民国用人，须按《约法》”为由加以拒绝；因此，内阁中的北洋系人士与唐绍仪的裂痕也日渐加深，并常在袁世凯面前对其贬损。
而熊希龄借贷到钱后，更是不把唐绍仪放在眼里了；凡事请示总统，不与唐绍仪商量；唐绍仪的内阁总理形同虚设，责任内阁也就如同一个摆设了。
而袁世凯存心想大权独揽，当时把内阁总理一职交给唐绍仪，无非是考虑到唐绍仪是自己信得过的多年好友，关键时刻定能鼎力帮助自己。但谁知，而今的唐绍仪却如此刻板，主张事事处处“须按《临时约法》办理”，这无异于给自己上了一道紧箍，实在令他也深感头疼了；因此，袁世凯也开始萌生了须设法摆脱其羁绊的念头，只是一时拉不下脸。
数月后，王芝祥因南京留守府撤消而调任直隶总督；且这一任命已由直隶省议会审议通过，即可赴津到任。
王芝祥是唐绍仪好友，闻知王芝祥能赴任直隶总督，唐绍仪自然高兴并切盼其赴津共事；且王芝祥的任职，程序到位完全合法无可指责。然而谁知，因王芝祥是同盟会员，袁世凯担心将直隶总督如此要害的职位交予一个来自南方的同盟会员，唯恐对自己不利；于是，以“军界有意见”为由，派人见唐绍仪要他以内阁名义下令王芝祥返回南京另行委任。
袁世凯无视《临时约法》的行为，令唐绍仪再也忍不住了。因此，唐绍仪愤愤地对来人言：“总统无视《约法》，失信天下，吾不能随同。”
来人回禀袁世凯后，袁世凯知唐绍仪已不愿附和于他，只得自己亲自签署《委任状》，改任王芝祥为南京宣抚使，并命其即日赴任。于是，刚到津的王芝祥只得立刻重返南京。
王芝祥向唐绍仪辞行，唐绍仪方知自己的据理阻挠毫无作用；终于看清了袁世凯居心不良必有图谋，觉得自己难以再与其共事了；于是，决定舍弃阁揆之位主动告退。
于是，一九一二年六月十五日，唐绍仪以“养病”为由不辞而别去往天津；到了天津后即向袁世凯提交了《辞呈》，正式提请辞去内阁总理之职。
唐绍仪的突然请辞确实出乎袁世凯的意料，袁世凯赶紧致电慰问，并派总统府秘书长梁士诒前往天津探视且加挽留。但是，唐绍仪辞意已决不愿回京。
袁世凯无奈，只得接受了唐绍仪的《辞呈》。
唐绍仪辞职以后，交通总长施肇基、教育总长蔡元培、司法总长王宠惠、工商总长陈其美、农林总长宋教仁、财政总长熊希龄等人也相继辞职；就这样，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的第一任内阁不到三个月就结束了。
于是，袁世凯提名原外交总长陆征祥接任内阁总理，临时参议院审议通过了这一任命。
接着，袁世凯给了陆征祥一份新一任内阁的组成名单；陆征祥对于袁世凯是唯命是从，没一个不是。然而，当陆征祥赴临时参议院就职演讲时，却又起了个不的风波。
原来，陆征祥曾就读于上海广方言馆，精通俄语是个外交专才；但却不擅国语，常开口错话而遭人取笑。此次就职演讲，同样难免尴尬；于是，未待演讲完毕，陆征祥就竟自下台离去了。回到府上，陆征祥越想越不是滋味，干脆也一纸《辞呈》欲撂挑子了。
这下可把袁世凯急了，袁世凯亲自提名的内阁总理还未上任就辞离，岂不是让他脸上无光？于是，袁世凯好歹才把陆征祥留住。同时，袁世凯想了个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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