均须放弃旧名”，并要求同盟会放弃“平均地权”等激进的主张。
对于改名，同盟会的元老蔡元培等人坚决反对；认为：“若改变沿用了多年的同盟会名称，定会被人乘虚而入并加以瓦解；所以，断不可舍己从人，名称万不能改。”
因此，两党联合重组之事暂时搁浅。
此时，清末名臣、曾任两广总督岑春煊组建的国民公党，得知同盟会欲与统一共和党联合重组的消息后，也派代表与双方联络，表示了也欲参与联合重组的意愿；只是，国民公党向同盟会提出了另一个要求，即放弃其纲领中的男女平权。
宋教仁认为，两党愿意与同盟会联合应是好事，是同盟会重整旗鼓的大好时机；而同盟会因陶成章案而声誉遭损，改组同盟会、甚至于更名，看来也是势在必行；所以，不若趁机顺势而为。
于是，宋教仁决定依从对方要求，而与两党联合重组了。
同盟会中，时任山东军政府都督胡瑛、外交部次长魏宸组、临时参议员刘揆一等人也已有危机感，所以都支持宋教仁改组同盟会。
而时任川、粤、汉铁路督办谭人凤，对于宋教仁的改组同盟会却不以为然而置身局外。
蔡元培见宋教仁等人决意要改组，已难以阻挡，也就缄口了。
而此时，返乡后的孙中山回到上海；眼见得政党联合之势日盛，倒是支持宋教仁改组同盟会。其后，黄兴也声明表示支持了。
孙中山与黄兴的表态支持，给了宋教仁撑腰；于是，宋教仁等人又与统一共和党和国民公党重启谈判，探讨联合的可能。经过又一番磋商后，在同盟会接受了两党所提条件的前提下，终于达成了三党联合重组的《协议》，并决定联合后新的政党定名为“国民党”。
不久，又有共和实进会和国民共进会表示也愿意参与重组；宋教仁当然是来者不拒乐于接纳。
黄兴非但支持宋教仁改组同盟会，并满怀激情地协助宋教仁组建国民党。为扩大国民党的影响力，黄兴还萌生了一个大胆的念头，打算把当时的政界要人甚至于内阁成员都拉到国民党中来。在他觉得，无论是谁？也不管曾经是敌是友？只要能将其拉入党内必会同化；而若能将内阁都拉入国民党，岂不如宋教仁主张的即为政党内阁了。于是，黄兴给赵秉钧、杨度等多名政要写信，邀请他们加入国民党。
其实，欲邀请赵秉钧等人入党的何止国民党，共和党、统一党等许多政党也都向他们伸出了橄榄枝；而当时此类跨党现象也是司空见惯不作为怪，有的人最多可以跨十几个党派，不少人兜里都揣着多份《党证》。
就在宋教仁紧锣密鼓地改组同盟会，筹建国民党的时候，张振武案发生了。
而此时，孙中山正准备北上会晤袁世凯；黄兴为拉政要入党，也欲前往北京。
蔡元培等人闻知孙中山与黄兴皆欲北上的消息后不由得大惊，认为袁世凯无信无义，入京如落虎口不可冒险。
而京、津两地的党人也因张振武被害，怀疑是袁世凯所指使，也认为袁世凯包藏祸心，来电劝阻孙中山与黄兴切莫北上。
然而，此时的孙中山早把生死置于度外，岂畏北上进京？再，国民党成立在即，自己也应亲往致贺。
而黄兴也觉得，众人未免太多虑了；而今已是共和，纵然袁世凯包藏祸心，谅也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而对他俩下手。
众人见俩人去意已定，难以阻止只好作罢。
不过，正待成行之时，黄兴忽患喉疾须留在上海养病而未能随同孙中山北上。
于是，孙中山偕**人卢慕贞、英秘书宋霭龄及曾任南京临时政府外交次长的魏宸祖、内政次长居正等一行十多人毅然北上赴京了。
孙中山能北上，袁世凯求之不得。
原来，袁世凯早就打算邀请孙中山、黄兴、黎元洪同赴北京，召开一次民国四巨头会议，以向中外宣示“民国统一，朝野融洽，总统地位稳固”的良好形象，便于巩固统治。
但谁知，出了个张振武案，胆如鼠的黎元洪必定是不敢来北京了；而孙中山与黄兴也必因张振武案而已对自己有了成见，也难以邀其北上了；看来，召开民国四巨头会议已是不大可能。
正在袁世凯扫兴之时，想不到孙中山却主动北上了，这无异是帮了袁世凯的一个忙。因为，孙中山非同一般，颇具影响力；若能趁机与孙中山搞好关系，多少也能向世人展示一种形象。
于是，袁世凯使出浑身解数，给了孙中山以总统规格的最高礼遇。
因此，孙中山一行抵京时，袁世凯吩咐全体内阁成员都到北京车站迎候；袁世凯用自己的总统专车供孙中山乘坐，沿途有总统卫队护送，社会各界数万人夹道欢迎盛况空前。同时，袁世凯还将位于石大人胡同的总统府让出，供孙中山一行下榻；而自己则搬到铁狮子胡同的国务大院内去暂住。
孙中山到京后，的第一件要事是出席国民党的成立大会。
一九一二年八月二十五日，由同盟会、
本章未完，请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