统一共和党、国民公党、共和实进会、国民共进会等五个党团联合改组而成的国民党，在北京湖广会馆召开大会正式宣告成立。从此，同盟会的名称载入史册，而以国民党的全新面目出现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了。
孙中山在国民党的成立大会上致辞，这给与会者以极大的鼓舞。
国民党成立后，遵照孙中山的意见，取消了总理之职，改为理事制。
于是，成立大会上当场选出孙中山、黄兴、宋教仁、王宠惠、吴景濂等九人为理事；孙中山因其崇高的威望，又被推举为了理事长。然而，此时的孙中山虽然表示了对国民党的热心与支持，但其本人却已无意于政治，只倾心于他的民生主义。因此，当众人推举他为理事长时，孙中山一再谦让；但终于拗不过众人的真心拥戴，只得勉强而就。
孙中山接受理事长之职后，却委托宋教仁代理，并坦诚地表示“自己不会太多过问党务”。
宋教仁没有虚辞，倒是落落大方地接受了孙中山的委托。不过，宋教仁图的也不是个人的权位；此时的他一心只想着能通过自己的努力，把国民党再打造成中国第一大党，重振同盟会当年的雄风；进而将议会中的主导权从共和党手中夺过来，并创建他理想中的政党内阁。
联合重组后的国民党，领导权仍掌握在原同盟会的手中；且因是多党联合阵容顿时壮大了许多，便又雄踞于全国第一大党的位子了。所以，虽然放弃了同盟会的名称，同仁中难免有失落之感。但在宋教仁看来，更名为国民党应算是蜕变；只要利于发展与进步，其他均不在话下。因为，从此又有了叱咤风云的能力；于是，宋教仁踌躇满志地准备在即将到来的选战中大显身手了。
国民党成立后，孙中山没有急于离京南返，不知不觉地在京逗留了近月。
在京期间，孙中山与袁世凯进行了会晤。
俩人会晤，袁世凯就张振武案向孙中山作了解释，再次将责任推给了黎元洪。
孙中山为了感化袁世凯，也就不过多追询，只求从此不再滋事。
此后，俩人就有关外交、军事、实业等话题晤谈磋商。
此时，孙中山所关心的是民生问题；袁世凯也表示出对民生的同样关切，连孙中山所主张的平均地权也竭力表示赞成。
不久，黄兴病情稍有好转后也北上进京了。
黄兴的到来，袁世凯自然也要盛情款待。
袁世凯原打算的民国四巨头会议，而今已有三巨头在京聚会，只是缺了黎元洪一人；于是，袁世凯不失时机地与孙中山、黄兴俩人协商订定了《内政大纲八条》；然后，电询黎元洪“赞同”后，遂以民国四巨头会议的形式出面，由总统府秘书厅向全国《通电》宣布。
忽然，孙中山忆及自己在《上李鸿章书》中曾有过谏言：“欲求民富国强，须人尽其才，地尽其利，货畅其流。”
于是，孙中山又对袁世凯道：“若袁公能练百万雄兵，孙某再修二十万里铁路，华夏民族何虑不富不强？！”
袁世凯是从战场上冲杀、政坛上滚打过来的，只讲现实不求理想；听了孙中山欲“修筑二十万里铁路”之言，觉得很不现实。不过，此时的袁世凯一心只是想讨好孙中山，以便自己能在来年圆就总统梦；所以，不敢对孙中山一个不字。
且袁世凯见孙中山十分认真并非戏言，也就觉得不宜对他泼冷水。所以，不若虚言敷衍顺水推舟让他去搞；成了是政府的业绩，败了则是孙之过；有利可占为己有，有过却能推脱干净；如此，有何不可？再，孙中山虽然下野了，但其在革命党人中仍有着极高的威望与号召力；眼下民国初立，政坛上仍然是风云际会暗流汹涌；所以，像孙中山这样的人得让他有事干，以免惹事生非地给自己添麻烦。
袁世凯想到此，也就投其所好地表示赞成，并干脆将此事委托给了孙中山。
于是，袁世凯授权孙中山，筹划在全国修建铁路；为此，还专门设立了中国铁路总公司，公司总部设在上海，由孙中山任总经理。
就这样，孙中山又带着一帮人奔赴全国各地，为他那修建二十万里铁路的宏伟蓝图忙碌去了。
且，赵秉钧受袁世凯的指示，接受黄兴的邀请加入了国民党。
不久，陆征祥再次请辞，袁世凯接受了陆征祥的《辞呈》；于是，袁世凯让赵秉钧组阁。
九月二十五日，赵秉钧正式接任内阁总理之职。
陆征祥辞去内阁总理后，袁世凯欲要他留在外务总长任上；但陆征祥强拗得很，硬是将外务总长也辞掉了。袁世凯无奈，只得改任陆征祥为总统府外交顾问；外务总长之位空缺后，赵秉钧提名梁如浩接任。
梁如浩，广东香山人；早在袁世凯驻朝鲜时期，就已是袁世凯的幕僚；曾任邮传部副大臣、广东军政府交通部部长等职。唐绍仪组阁时曾提名梁如浩为交通总长，但被临时参议院否决。因是袁世凯的人，赵秉钧再次提名梁如浩为外务总长，以补陆征祥的缺。此次，梁如浩的提名总算没再受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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